，正如英国著名理论家、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国际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承认为平等主体的强大压力，不管实际情形中权力差别如何之大，主权国家在有限的领土内有控制能力。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的作为仍然处于国际舞台的中心。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目标要求各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并且也将非国家主体吸纳进来，进而针对新的威胁而采取新的方式。
以为和平发展就不必加强军事现代化，是一种误解
目前在安全问题上主要的思想障碍是，以传统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对待新的威胁，结果将会贻误时机，冒失去未来的风险。虽然冷战后的冲突与战争已出现了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但许多人仍墨守成规，以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还会回复到冷战对抗的老格局中。许多人怀疑，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我们坚持新思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岂不是会吃亏上当？
历史已经证明，正确把握新趋势的思想能指引我们洞幽察微，占尽先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冷战尚未结束，中国内有濒临破产的经济，外有十年浩劫破坏的国际关系，邓小平却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开始全方位地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改革与开放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20余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六四风波”、台海危机、炸大使馆、中美撞机等危机，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都化解了矛盾和冲突，走向新的发展目标。反之，当时如果继续冷战思维，就可能使中国陷入冲突，打断现代化的进程。
环顾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庆幸中国由于思维前瞻，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战略机遇期乃至更长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思想。变化了的情况呼唤新的思想和战略。冷战已经结束，主要威胁变化了，世情在变。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从最不发达状态进入了发展中国家行列，综合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国情在变。各国对中国的要求和期待在提高，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在增强，两者的互动在变。和平崛起就要研究怎样应对不同于以往的威胁，来保证中国的、地区的和世界的和平，怎样使新安全观变为全球共识。
我们还要加强研究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使中国与世界同战威胁，共享安全。中国已经加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正在考虑加入第三个。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中国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珍视主权，以主权维护人权，这毋庸置疑，不能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应对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和政策。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55届联大讨论联合国秘书长的年度报告时重申，联合国应当为制止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大批无辜平民惨遭杀戮的悲剧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但它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国际干预行动的复杂性和干预失当的危险性。要确保任何干预行动须经安理会授权。大国和国家集团应当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利用人道主义干预干涉其内政或引发新的冲突。而这正表明我们对于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已在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
事实上，“非典”肆虐时，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和帮助，实际上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当然也同时享有了其他国家主动让渡的部分主权。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南中国海共同行动宣言》，带有共享主权的色彩。当中国愈益深入参与地区和世界的多边合作时，“主权让渡”和“主权共享”的问题会愈益频繁和突出。经济上的合作尽管也有分歧，似乎较易统一，安全上的合作则更难一些，因为要改变许多思维定式。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维和行动。我个人认为，将来还不得不逐渐考虑，对于已经获知可能的威胁，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在地区组织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能进行共同的干预行动，包括事后的干预和事前的干预。干预的方式可以从低强制的对话、广播，减少经援直至高强制的军事行动。
非洲国家已经对人道主义干预形成了共识，当然在实行时仍有一定的敏感性。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中国也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也将由低至高，中国对此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反受其害。以为和平崛起就不需加强军事实力，或者不能动用武力，是一种误解。面对新的威胁、冲突和战争，中国应以一切手段应对，包括武力。只要动用武力能够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并且具有合法合理性，就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这也是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邓小平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