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并不等于它就要遏制中国。美国是否干预中国，与美国是否战略东移并无直接关系。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欧，但却与中国两度兵戎相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现在东亚逐渐成长为可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经济区域，美国的战略不向东亚倾斜反倒是不正常的。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美国与亚洲的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往来，消极的作用表现于美国总是企图以自己的利益来主导东亚的事务。显然，我们应当坚持两点论，鼓励其积极方面，缩减其消极方面。美国围绕着中国的军事存在，既是中美之间相互竞争的场所，也可能是相互合作的平台。美国是否干预中国，取决于中美双方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和双边关系的互动。
刻舟求剑，必将导致决策错误
最近，有些观点相当流行。一说安全威胁从哪里来，不少人立即会指认某一大国，譬如现实的美国或者潜在的印度等等，作为我们的主要威胁。还说美国通过反恐战争，对中国实现了战略包围。中美由于台湾问题难免一战。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又将以遏制战略对付中国。这些观点并未注意到世界局势和美国战略的变化，无法得出更前瞻的思考。
众所周知，按照冷战思维和新的强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中各方互动的模式基本上是“零和”模式，也就是一方得益意味着另一方受损，或两方关系的接近意味着第三方利益的受损。按照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霍布斯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洛克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帮助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康德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如果A国希望与B国建立朋友关系，而B国把A国当做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看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可能性之一是双方成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创造霍布斯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可能性之二是双方成为朋友，创造康德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可能性之三是双方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即洛克文化为主导。从现实情况看，大国之间由于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许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关系的可能性最大。这就是更前瞻的思考。今天，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实现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以此考量美国，我们就不难看到，美国的安全战略已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的新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其反应也相当迅速。“9·11”事件后美国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把国土安全列为首要任务，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作为主要威胁，并将主要关注目标从“崛起”的国家转向“失败”国家。在2002年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界定了以上美国的主要威胁，而把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列为其合作伙伴。不仅在反恐方面，而且在亚太安全的其他方面，中美都发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一趋势并不是临时的、短暂的，将是长期的、根本性的。不仅在美国仍陷身于中东时有效，而且当美国从中东脱身后仍然有效。因为形势比人强，回复到冷战格局几无可能。
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是“暂时的”、“非常态的”，似乎还要回到大国对抗的“常态”去，是套用冷战时期的经验，犹如刻舟求剑，必将导致决策错误。
我们重视美国，但是，这不等于美国的作用可以取代其他国家的作用。
我们与其他大国有许多更为接近的理念，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的安全弥足珍贵。中国与俄罗斯、日本、欧洲大国也有差异和分歧，必须求同存异。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多边外交，无论在地区组织还是在世界组织里。尤其在亚太地区，多种安全机制并存，有的由大国主导，有的要求无主导或者各国皆可在某个问题上主导，是非常独特的现象，更需要中国外交去探索创新。目前中国可以从具体的安全问题入手，增强首创性，加强合作性，积累经验，将各种主要类型的安全威胁降到最低限度。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
就当前情况而言，中国面临的冲突可能性由高至低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不稳、外国干预，主要是美国，主要因台湾问题，再者与邻国的冲突。
我们几乎可以排除中国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中国有众多邻国，容易受到影响，但是大部分邻国的综合国力低于我国，加之我国实行了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不以武力来解决互相之间的争端已经成为共识。邻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比较复杂的问题是邻国有无可能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几个军事同盟，冷战后又与一些国家发展了军事合作。其中可能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针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甚至也有美国专家预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将在未来10年内终结美国的军事同盟。拉詹·梅农在《同盟的终结》中就说到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