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所见所闻说明这样的事并不是常态社会机制中常见的现象，旧军官的热心表明他自己也是该被丢弃的历史遗迹。但作者又赋予机器一种象征寓意，刑罚机器不仅仅是机器，它还是一种代言，联系犹太教中上帝形象的塑造，我们似乎可以断言，这个刑罚机器甚至是上帝形象的现实表现。于是作者通过旅行者的口谈到了老司令官的预言和老司令官的诅咒，老司令官已经死了，他的事业后继乏人。(19)老司令官的形象正是古老宗教势力衰微的表征，卡夫卡作品的宗教解读也使作品的内在张力大大延展。作为一个富于解读性的作家，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吸引人的故事。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把作家称为人类的替罪羊(20)。作家肩负人类的罪过，为他们受苦，让他们放肆地去犯罪。［奥地利］瓦尔特-h-索克尔的《弗兰兹-卡夫卡》一文也谈到的人类学思考。“替罪羊的思想导致卡夫卡对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和在欧洲大陆变得令人瞩目的第一次集权主义倾向也获得了类似的洞察力。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类学含义和政治学含义在中最为明显。在军官关于流放地历史的报告中，受害者遭到的折麽和垂死前的逐渐变形被描写成一种社团礼拜的仪式。卡夫卡无疑把人类学的发现记在脑中，描绘出为了社团的利益和启迪而牺牲掉的人类替罪羊。另一方面，‘洗脑’的对象被动员得高高兴兴地赞同自己的毁灭，‘洗脑’显然类似于一次世界大战中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非理性主义(写于大战爆发后两个月)以及刚开始形成的集权主义。”(21)在敏锐预言欧洲现实的同时，也显示了卡夫卡全部作品的自传性，“无论卡夫卡作品中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含义多么富有趣味和成效——它们当然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却绝不能忽略其内心自传的意义，因为正是它引起和形成所有其他意义的。卡夫卡的伟大在于他那种以个人写世界，以世界写个人的非同凡响的能力。含义的多样性使他创造的每一个形象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启示性。在流放地里围绕着垂死犯人的社团性节日气氛是犯人内在洞明的外在对应物。这气氛也延伸了盖奥尔格-本德曼和格里高尔-萨姆萨生命结局中明显的个人性。盖奥尔格-本德曼可以说是死于城市生活中心一条热闹的大道下面。格里高尔-萨姆萨在死后曾一度成为全家悄然注目的中心，这个情景的安排预示了两年后中对死的社团礼拜。”(22)
《往事与刑罚》中的刑罚专家怎么看怎么像中的那个军官，从他对刑罚的痴迷，从他为实验刑罚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从他舍身试验刑罚机器，以及吩咐陌生人十二个小时后来看他的试验结果，都跟军官的行为形似，而且神似。但由于老司令官的缺席，再加上中国人宗教意识的欠缺，刑罚专家的行为就缺少了一种外在的观照，更像是一个变态的职业病患者。至于陌生人的形象，显然是旅行者的又一个变形了。
对残酷场景的偏爱导致余华一度以渲染残酷场面为乐事，也应该是此种心境下的产品。中国文化的观念里缺少宗教情怀，但东西方几大宗教的核心实际都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层面——宽容。对于积贫积弱的民族来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一种刚性，是自强的一种方式。但对于一个长期太平的民族来说，宽容心理更易于使社会良性发展。中，人性的冷漠与自私在强化、夸大的象征中引起了人们的震骇，人性屈服于兽性的现场感凸现了人的悲剧。跟《一九八六年》一样，余华过分渲染冷酷的刑罚而忽略了刑罚背后该蕴藉的人性的观照，过分的写实冲淡了象征的深度，使这些作品缺少一种多层次的纬度。
如果仅仅是写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似乎只生存于一个地方，只有一种文化渊源也可以写出很精彩、很好看的小说。但如果是写哲理性很强的作品，富有一种跨文化视野就会更富于优越性。余华的小说恰恰缺少这些，他缺少一种高度。他总是从形而下的某一点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是借此恶劣事件揭示人性的隐秘的恶的可怕及其产生的逻辑，那自然有其意义，可只是罗列这些恶的表现，给读者的视觉造成一种巨大的震撼，除过震撼还有什么言外之意？文学不回避写恶，但为了写恶而写恶，显然不是文学的真义。这也是我以为只能“热闹读者的眼，而不能温暖他们的心”(23)的原因。卡夫卡也写恶，但卡夫卡作品中的悲悯情怀是其他许多作家所不能比。几乎所有谈卡夫卡创作的人都会谈到卡夫卡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而是一种心灵的共鸣，作者一直在试图帮助那些被盘剥的人，被欺压的人，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绝的。而在余华这里，我们在冷酷的暴力渲染后面没有看到人文的力量，也没有看到人道主义的坚实后墙。
其实，我倒更喜欢余华不那么先锋的小说，如《黄昏里的男孩》、《一个地主的死》、《两个人的历史》、《死亡叙述》等等。《黄昏里的男孩》以平实自然的客观叙述直指人性之恶。孙福对小男孩的惩罚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孙福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正是不道德的。看客们的麻木也旁证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