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行为被合法化的现实，而作者在小说结尾补叙了孙福的生活史，他遭到命运的打击，儿子溺死，妻子私奔，从一个幸福的人沦落为不幸的人。陈思和认为，孙福的“命运悲剧和人性悲剧融合成一场万劫不复的人性堕落史，谁能预示那个黄昏里的男孩又将成为怎样一个恶毒的人物呢？”(24)而张新颖则认为：“这种情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孙福，被生活的磨难所改变，以扭曲的形式，以堂皇的理由，发泄对于生活的怨恨和报复。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是那个没有名字的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到以公共的、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规则为名义的围困之中，接受惩罚，无力反抗，无法辩驳。”(25)《两个人的历史》在淡淡的叙述中包含了巨大的生存智慧。好活和赖活，那个更好？兰花的生命是一种轨迹，谭博的生命也是一种轨迹。如果让谭博重新选择，谭博也未必会选兰花的人生之路。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一个地主的死》则用一个似乎是漫不经心的故事，改写了一贯的文本方式，也颠覆了一种历史观。王达敏称：“《一个地主的死》暗含的历史观是明确的，它突破政治的阶级论所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对历史的某些遮蔽，从民间意识形态及普遍人性的立场看待历史，直抵历史的本真状态，对地主形象进行改写。由于拆除了先在的政治的阶级论对人物的身份、立场和阶级的设限，人的本质状态指向了人的复杂性。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主义往往会突破政治的、阶级的限定而点燃爱国主义情感，使那些具有民族感的人不惜生命与入侵者抗争。”(26)去掉了观念模式的限制之后，全民抗战的历史或许会从更人性、更接近历史本真的状态再现出来。《一个地主的死》应该是余华一种比较成功的尝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