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了小说的含义。这说明卡夫卡的创作带有很大的直觉的成分。“这不是普鲁斯特或乔伊斯那种修养有素的饱学之士取法于柏格森学说的哲理性的直观，就是说，不是那种‘大脑的’直观，而仿佛是‘内脏的’、‘天真的’直观。这里问题不仅仅在于卡夫卡不如另外这两位当今现代派‘泰斗’有学问。问题是，卡夫卡本人就是当今的‘时代病’”，他“不是故意把这种病当成自己的‘美德’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整个地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中——他和它们融合在一起，它们是从他身上挖出来的。”“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象征手法则与卡夫卡的不同，他们的象征手法是‘学者式的’、‘论理的’。实际说来，和《为芬尼根守灵》的作者并没有创造譬喻；他是从古代神话、爱尔兰史诗或古印度教士们的说教中搬用现成的譬喻。如果说，乔伊斯的象征手法有时也难以索解，那也不是由于没有钥匙，而是由于没有找到它。乔伊斯本人，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总是知道他自己想说什么的。卡夫卡则永远不知道他自己想说什么；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直觉上，寄托在他所创造的画面给读者造成的总的印象上。”(15)直觉有直觉的优势，有其他方法所不能达到的通灵的效果。仅仅依靠这个方法肯定能写出“几”篇好作品，但写不出“很多”好作品。尽管卡夫卡写作主要靠直觉，但卡夫卡深厚的哲学修养，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关心，对工人生存状况的关注，都使他在刻意营造幻象的同时又有一种现实的根基。他的作品是再造的现实，充满了对世界的虚拟和变形的夸张与抽象，他的长篇作品未完成的现状使他的作品富于多层意义，这种方法是卡夫卡作品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残雪刻意模仿的是形式呢，还是实质？
三、卡夫卡的刑罚和先锋派小说
卡夫卡的作品在表现方式上具有多层次交叉在一起的多元结构，如果按一种结构去理解往往难以沟通。卡夫卡的众多名篇，如、《诉讼》、等都可以从多个层次去理解。表面的故事叙说，深层的心理诉求，从哲学角度上对人的根本生存境况的探索，等等。这些构成了他小说的几个主要主题：异化主题、父子冲突主题、犹太人的家园意识等等。通过一个刑罚事件来探讨刑罚和人性、和权力、和宗教等的多重关系。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则通过一个文革受害者重演文革中的残酷迫害场景来探讨那个忽视人的个体价值的时代对人性的戕害。作者通过人们的健忘以及历史教师的重现小镇来提醒不久前那场灾难的巨大破坏性。孙彩霞在《刑罚的意味——卡夫卡〈在流放地〉与余华〈一九八六年〉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刑罚表演、刑罚与人性、刑罚与权力、刑罚与历史、刑罚与宗教五个方面探讨了余华和卡夫卡借刑罚的叙述展开了对人性、权力和历史的思考。她认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意识和个人经历，两个作品在价值取向上又有很大差异。卡夫卡有着复杂的犹太情结，其文本寓意因指向宗教而显得深刻和有精神依托。他表达了宗教在现代西方遭遇的普遍尴尬，也体现了现代派文学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与卡夫卡的神学关怀不同的是，余华以历史警示当下生存，以暴力和混乱颠覆文明，使我们陷入全面的价值虚空。”(16)
和《往事与惩罚》、《一九八六年》在细腻的刑罚描写上存在差异，在立意的立足点和侧重点上的偏差就更大。中专制刑罚迫害受害者，也迫害施虐者，军官行刑不成，自愿成为这种残酷刑罚的牺牲品，更有一种震骇人心的力量。如果从军官对酷刑的欣赏心理看，“不是马马虎虎刺几个字就算了；我们不打算把人一下子就杀死，而是一般的说，在十二个小时之后；转折点预定在第六个小时上。”(17)我们看到军官对酷刑的热衷有人类对暴力的迷醉，古罗马的角斗士活动、现代的拳击等其实都彰显了人类对暴力的一种变态激情。暴力是人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现实，正视这个现实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把它绝对化，把它置于生活的绝对统治地位当然不可取，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实际。卡夫卡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危机感、压抑感和恐惧感，但小说后半部分却由于军官的乖张行为而消解了这种种感觉，让读者开始思索刑罚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才是恰到好处。而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整个作品都充满了危机感、压抑感和恐惧感，妻子和女儿的冷漠更增强了这种感觉。中军官和旅行者形成了一种对话张力，前任司令官和现任司令官之间也形成一种对峙的关系，这使刑罚的残酷性蔓延得到抑制。而《一九八六年》中缺少这样一个视角，被漫无边际的酷刑所淹没的当年的历史教员、如今的疯子与周围的看客们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也可以说毫无关系。最终作品流于对酷刑的再现，而缺少一种人文和人道的观照。
奥斯丁-沃伦对作了一种宗教解读，他认为卡夫卡用“一本正经的语气描述一种复杂的惩罚方法，‘开明的人’已经不相信它了，只是由于一个旧人员的忠诚，它才得以苟延残喘，这个旧人员并不十分懂得它，也不会修理它。叙述是从旅行家的角度出发的，记录他之所见，他被自己看到的事震惊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