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叙述手法与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不相符合的，所以，他的名字常常和“叙述圈套”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方面，格非走得更远，他将叙事革命推向了极端，他的一些作品往往被人看成是极端的文体试验。比如《褐色鸟群》中的两个故事的叙述，近乎晦涩难懂，许多读者认为这种小说如同梦境之记录。而小说家们则是通过对叙事的革命表达自我的内在真实，并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不断地寻找精神的源泉。
马原、格非对传统小说的叙事进行了彻底的反叛，而刘索拉、徐星、残雪及稍后登上文坛的余华则关注焦点放在了小说的意义层面。刘索拉的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都发表于1985年，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评论界视为是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它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对现代主题的部分认同，并把西方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真正引入了中国小说，表现出了人的异化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特征及非理性特征。如果把高行健的实验剧与先锋小说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实验剧对荒诞采取的是否定态度，而先锋小说却肯定了人生存的荒诞，这与西方现代主义完全一致。通过音乐系一群大学生充满反叛的行为，表现出一种荒诞的气氛，并以此来反叛传统保守的社会力量。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对人生充满困惑，都很烦躁。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机械刻板而且压力沉重，本应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竟然希望“天永远不亮就好了”。李鸣不止一次地想要退学，但是他最终没有退学，因为他别无选择，所以只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这部小说一发表就被人指认出与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作家约瑟夫·海勒的极为相似，的确，李鸣与尤奈林都是荒诞的存在，两部小说在荒诞气氛及反叛传统社会力量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借鉴痕迹，它们无意去编织复杂迷人的情节，无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也无意去塑造典型形象，而是用一种连贯的焦灼烦躁的情绪把一些不连贯的情节统一在一起，现实主义的理性在这里被彻底遗弃，代之而起的是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情绪，现代主义在这里成为表现非理性层面意义的一种必然。《无主题变奏》同样具有现代主义特质，它在表达出的人生困惑比更深，小说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追问：“我搞不清楚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这种漫无目的的迷惘情绪弥漫着这部作品。“我”是饭店服务员、退学青年，但自视甚高，认为大学里太庸俗了，而什么也没有比实现自我价值更有意义。“我”与老Q因一张门票而相识，因笑谑和眼神就成为知己。但是当老Q反复劝“我”做个有学问的人时，“我”与她分手了，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学者，“我”看透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仍然继续着自己的个性生活。小说中的“我”是个很独特的人物，他表面上玩世不恭，实际上很关心社会政治、文学哲学问题。相比之下，倒是小说中那些故作高雅的人是虚伪滑稽的，他们在“我”眼中都会现出原形——不过是些庸人和骗子。“我”的形象一出现，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有人认为这样的人物不应该出现，因为“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玩世不恭权利”。(35)这样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但是，“我”的一切自暴自弃行为的背后有着对生存价值的拷问，如果对这个人物全盘否定，那就意味着将当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简化为大一统的大“我”，抹杀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所以，雷达先生认为，《无主题变奏》是一篇“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精神层次和文学境界”的作品，它“表面上是玩世的，嘲世的，骨子里却有着痛苦的真诚”。(36)是确评。《无主题变奏》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痕迹仍然非常明显，“我”对传统思想和现有社会习俗的反叛与塞林格《麦田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纪德《伪币制造者》中的贝尔纳身上的叛逆精神一脉相承。对西方现代主义内涵理解得最深刻的是残雪，她是80年代中国文坛上最为独特的女作家，沙水曾经这样评价残雪：“如果说残雪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荒诞意识”。(37)残雪的确把小说中的荒诞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但仅仅用荒诞两个字来概括残雪则显不足，就残雪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她通过这极致的形式，对人类的存在意义进行了形而上的追问，用小说推进了精神层面的探索深度。《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秋天的愁思》等无一例外地剖开了人性中黑暗的那一部分，并且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其层层剥开，残雪与其他先锋小说家不同的地方正在于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说起她，人们便会想到奥地利的卡夫卡。事实上，卡夫卡是残雪极喜欢的一位作家，后来出版的便是例证。(38)自残雪登上文坛起，有关她与卡夫卡的比较研究便层出不穷，然而综观诸论，还是沙水的最为透彻：“两人都有一处桀骜不驯的内在性格，有一种随受苦难的勇气和守护孤独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和透视本质的慧眼，有一处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内深入的坚定目标和忍受剧痛的坚强耐力，有一种置身于自我之外调侃自己的一切真诚的决心和痛苦的眼泪的魔鬼般的幽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