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出现，但是，那些诗作多是无名者的诗，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无名时期。
在这一时期前后，知识分子的言论，特别是作家的创伤，都是隐性的，即在暗地里进行。穆旦于1975至1976年间，共写了近三十首诗。其中，在《冥想》中，他写道“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人性在复苏，开始暗暗地发言了。穆旦、牛汉、蔡其矫、食指、芒克、多多、北岛等这时期的诗都是在地下流传，还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公开发表的时候已经到了80年代。最为可贵的是，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当时，他们能够自觉地反思当下的存在，并写下他们独立的诗，与当时流行的样板文学形成对比。确切地说，他们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3、《今天》的出现：知识分子的上场
如果说《天安门诗抄》还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话，那么，由北岛等主编的民刊《今天》则是一声悲壮而又高亢的人性的呐喊。这便是最早的朦胧诗派的出现。“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诗人们不愿意再成为英雄，不愿意再在英雄的阴影下生活，而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刚刚走出知识分子集体失语时代的中国人的一次深沉而有力的回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初见端倪。但是，毕竟是生活在那个政治为主的时代，朦胧诗人们的知识分子立场始终在精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之间摇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却让用去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北岛的等都表明他们在控诉，在责难，同时又不乏承担(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在这一时期，小说界则出现了“伤痕文学”，它的出现同样显示了知识分子对过去二十年历史的存在反思。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转变，朦胧诗派开始被正名，“伤痕文学”也在向纵深拓展，于是，这些本来是边缘性的、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诗人开始走向主流，成为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
角色的转化使他们渐渐缺少了对当下的批判意识，开始向历史纵深处挺进，向人性开掘。寻根文学的出现，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开始的。
在这一时期，张贤亮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系列探讨了知识分子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的人性扭曲。他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的思考深刻地讨探了唯物史观，是当时作家中具有哲学意识的少数人之一。在张贤亮的身上，表现了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他与时代的脉搏在同时跳动。
在政治生活仍然为主要背景的时代下，当时的作家基本上都持有一种精英意识，但这种精英意识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说，真正具有精英知识分子品质的作家并不多，大多数仍然表现为平庸的大众知识分子形象。
4、第一次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知识分子内核的凸现
真正能够体现知识分子气质的是那些思想家、批评家，是他们把知识分子的立场摆得异常分明。孔子著《春秋》，鞭笞时事，其周游列国，无功而返，最后编，所以这一切，都不过向时世摆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庄子看不惯孔子这样张扬地显于世，便讥讽他，然后论道，于是有了。
在文学中，真正能凸现知识分子立场的是那些有价值倾向的文本，也许是小说(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也许是诗歌，而更多的是评论和散文(尤其文化随笔)。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界前后出现过两次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集中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从而使作家群体有了自然的分离。
第一次是在1978年。朱光潜率先在一篇文章［1］中重提“人道主义、人性论”，后又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道主义“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5)。可以说，朱光潜的这些观点是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力批判，将人性的阶级论观点进行了反抗。随着他的出现，在1979年3月，陈恭敏发表了《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6)，可以说，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观。他们不仅仅为文艺正名，为人性正名，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和承担精神。
1980年，钱谷融更进一步地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7)，为当代文学走向人道主义开辟了广阔的视域。最值得关注的是戴厚英在的《后记》中直接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苏醒或重生：“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或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