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哲学界则开展了更为纵深的讨论，其中，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他的关于“人的主体性便是人性”的挥发使文学理论界找到了更为踏实的理论基础。1985年，刘再复便在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表系列文章，论述“文学的主体性”，将这一命题的探讨推向高潮。
如果说文学作品更多地是以描写现象简洁地表达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话，那么，批评家则是直接的，本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当然，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在他们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立场上确立的。
5、知识分子的崛起
与其说徐敬亚的诗论《崛起的诗群》(8)是对八十年代诗人及其诗歌的歌颂，倒不说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描述。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首先吹起号角的不是别人，而是诗人，所以诗歌被称为“时代的号角”。诗人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说朦胧派诗人在得到整个文学界的承认并自然地赋予了自己一种使命(这在北岛和舒婷的诗中是很明显的，北岛一方面试图要恢复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自然地成为新时期以来诗歌中的英雄，其英雄情结是显而易的，同样，舒婷的诗也具有史诗般的气质)，而使他们自然地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置换为精英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重负的是时代的情结、民族的历史以及整个共和国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更为边缘的更为自由的知识分子便自然地与他们分离了。虽然说“打倒北岛”只是一种诗人的疯狂呐喊，但实际上是对北岛等朦胧派诗人的精神抵抗。
于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或“先锋派”的诗人们森林般地站了起来。他们自编、自印诗报，以民刊的形式向世界显示自己。在1986年9、10月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大展”，先后用9个版面刊登了几十家“诗派”的宣言、诗人简历和代表作。这是诗人的一次整体亮相。在这次足以让世人震惊的大展中，人们看到知识分子的“异端”终于大规模地出现了。“非非派”、“达达主义”、“莽汉派”、“他们”、“我们”等等不同于朦胧派精英知识分子的自由知识分子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出现了。在当时，这些不但是非主流而，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他们的言论在解构着主流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他们在恢复着人的主题。于坚说，他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在他眼里，所谓‘真正的人’实际上是要求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保持真实、普通和日常的状态，他是‘世界的局外人，自身的局外人。观照世界，也观照自己。进入世界，也进入自己。’”(9)
从今天来看，或者说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异端”的出现是极为可贵的。虽然他们的层次是不同的，艺术性也是可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自汉独尊儒术开始，中国文化就一直以儒家为正统，、都是儒家的经典，但偏偏有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曹雪芹出现，才出现了与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相对的。从文化生长的角度来看，这是可喜可贺的。“五四”时期，如果没有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便不可能把腐朽的儒教文化革命掉，但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从反右开始，自由知识分子生存的土壤消失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在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虽然将那些民刊都停办了，一些诗派至今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他们丰富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也是他们承担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的责任。可以设想，如果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文学运动中缺少了他们，那么，整个诗界便无法前行，而整个文学界便会突然间平庸无奇。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诗界。
将这一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却是诗人海子、徐迟等。在整个文学界，他们的言说和写作越来越处于边缘化，而他们的精神更为孤单。这些诗人都是在接受世界文化的养分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在这汪洋大海里迷茫了，他们在形而上的文化视野里无路可走了。他们一直关注的是精神、信仰，他们力图在寻找的是整个中国人在世界文化视野下的出路，但是，这条路断了，他们也就不想走下去了。他们的自杀在当时的文学界是惊雷，是突然遭遇的休止符。海子的痛苦、忧郁与绝望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在面临世界文化时的心境，可以说，是海子将先锋诗引向了高峰，也停止了这无休止的实验。
实际上，“先锋派”对于一直走在实验中的新时期诗歌来说，这个界说是模糊的，极不准确的，但对于小说来说，是相对确切的。在那个时代，先锋派首先向整个文学界显示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已经成功的精英意识相对抗。他们并不是从单向的精神视角来对抗，而是从形式出发，也即他们一直强调的文本。其实，这种所谓的文本并不只代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