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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作家本来就是知识分子，而且自古以来被称为自由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作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一个不同的精神向度的问题。作家的知识结构、对知识的个人体验和对知识本身的态度造就了作家成为不同的知识分子类型。比如，屈原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而李白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由知识分子。
自1976年以来，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形象曾发生过多次转变与分化。这与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
1、回顾：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立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也是一直是个重要而又敏感的焦点问题。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工人阶级翻身当家作主，所以在最初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派掌权时，一直将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排斥。1938年才重新做出决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的讲话是一个分水岭。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谁的呢？是文艺工作者，显然是知识分子。而问题的最关键在于，毛泽东对自己的定位。显然，他是把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一个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这是长久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问题，直到后来拨乱反正时才得到理清。毛泽东说：“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3)
在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没有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而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便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当代知识分子政策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但是，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斗争，“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
在那个时代，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无疑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他力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政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试图要回答和解决的是问题是大众的，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便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仍然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这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随着政治的重负，毛泽东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逐渐失去，形成了政治专制。这便是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代
这一局面直到新时期时才得已纠正。这时，已经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待遇逐渐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当然，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到了“三个代表”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得到最高尊重。所谓“先进文化”的持有者，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远远地超过社会其它阶层。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所有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
建国以来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这三种立场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命运，同样也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人物的命运。
2、天安门事件中知识分子的隐性发言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期间，首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这些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或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过的诗歌，凝聚着人们的血和泪、爱和憎，是发自肺腑的战斗的呐喊。这就是《天安门诗抄》的背景。今天再来看《天安门诗抄》，其艺术力当然不足为道，但从历史环境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次大转折。在那次事件中，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诗为旗帜和声音，把对黑暗政治(毛泽东的专制与“四人帮”的专权)的愤怒和对理想人格的赞扬(怀念周恩来)宣泄了出来。这是自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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