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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是以批判与反思的方式记忆传统文化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整合，其中涉及到区域文化的现代建构。寻根文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先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刺激和启发了中国作家，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特有的感受性来解读改造西方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形式，从而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精神贫困等难题。1983年到1984年间，后来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就曾围绕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召开过座谈会。1984年初，李陀第一次在《创作通信》中使用“寻根”一词，1985年夏，韩少功、李陀、郑万隆、郑义、阿城、李杭育等纷纷著文倡议或宣扬寻根文学的主张，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后来被看做文学寻根运动的宣言，他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认为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人类生存的根”。(10)其次是由于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制约，力图把握它。对“文革”的反思使人们普遍认为“文革”是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倡导科学民主，反思传统以走向未来就成为文革后主要的社会文化思潮，文学经历了反思和改革思潮之后，也开始将反思从社会历史层面深入到向事物本源意义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上，探寻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内在关系。郑万隆认为：“寻根”是“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11)李庆西说，文学成文化的“根”，并不在儒学里面，而是在区域文化中——发源于西部诸夏的老庄哲学、以屈原为代表的绚丽多彩的楚文化，以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观念开放、坦荡为特征的吴越文化等等。郑义、阿城还对五四以来新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提出批评，认为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有阻碍民族文化之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总之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这些理论使寻根作家们始终保留着一份政治、人文理想和深刻的自省意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伴随现代化浪潮而来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使人们不得不面对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评价问题，李庆西说他们当初倡导文学寻根的主要意图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的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12)。雷达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13)这一思潮在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质疑和批评，有人担心这一思潮会导向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寻根文学作家们将关注视角指向僻远、蛮荒、原始的非正统文化聚居区域的生活文化形态，与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相距较远，致使寻根思潮迅速被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写实小说所冲淡，此后有寻根倾向的一些长篇小说则具有了“后寻根”的特点，其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度广度都超越了那一时期倡导者们的创作。
汪曾祺的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被看做寻根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作者家乡江苏高邮地区市镇的旧时生活，展现了那里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及民间生存伦理和规范。《受戒》对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爱情的描绘表现了质朴自然的人性，作家人为地将现实社会悬置起来，把笔触深入到存在的本真处寻找生命的价值意义，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的小说细致入微地考察了故乡高邮市镇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极大地拓展了文革以来文学表现的空间。他的小说呈现的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用简洁质朴的散文化笔法抒写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善于发现民间独特的生命活力，善于表现普通人内在的欢乐，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4)，他的艺术追求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精神旨趣上内在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小说接续了沈从文的文学选择和审美追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郑万隆笔下的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族生活等，都可汇入“寻根”所诱发的民俗风情叙述潮流中。其次，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民俗风味小说”，如邓友梅笔下的北京，冯骥才的“津门系列”，陆文夫的苏州小巷等，对城市生活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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