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疼痛的本能反应的话，那么反思文学就是对疼痛原因的追问。但是文学不能永远沉溺在对文革灾难的声讨和痛苦的抚摩上，“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3)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作家们也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改革的大潮中去，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一系列反映城市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作品应运而生，作家们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从而形成了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思潮。凡反映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命运的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属“改革文学”。(4)《乔厂长上任记》创作于1978年夏，当时的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当主任，《人民文学》约稿，他恰好因病在家休息，就用三天时间写成了这个短篇。小说是虚构的，但有生活背景和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他所在的车间问题很多，诸如：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机器设备又出故障，等把设备又修好了，人心又不整齐，等等。他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身心俱疲”。30年后，他追述到：小说“写得很容易，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乔厂长’是不请自来”，“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小说197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7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首先是企业界，某些基层领导甚至把小说当成中央社论或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来使用，还有个天津企业家为“乔厂长”称号的归属而找人理论，还找到蒋子龙要求为之正名。一篇虚构的小说引起这样大的社会反响，就在于它拨动了现实中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揭示了旧的经济体制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矛盾，记录了改革事业艰难曲折的历程。后来有人将改革文学分了几个阶段：《乔厂长上任记》标志着改革文学的开端与发轫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格调比较明朗；1981年底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1985年以后，作为思潮的“改革文学”逐渐结束。

    改革文学塑造了一批开拓进取、不畏艰险、顶天立地的“新英雄”形象，乔光朴就是改革者形象的一个代表，他临危受命，去整顿一个被称为烂摊子的重型机器厂，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很快使工厂的生产步入正轨。张洁在《沉重的翅膀》中塑造的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性格刚直，敬业奉献，与旧传统格格不入，陈咏明在改革中以人为本，作风严谨。《花园街五号》(李国文)中的刘钊在过去由于出身问题经受了许多磨难，在新时期，又为改革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也被坎坷命运和宦海沉浮铸造成了当代的改革英雄。张贤亮在《男人的风格》中，塑造了一个风度儒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另类英雄陈抱帖，他崇拜权力，仕途一帆风顺，处处显示出男性的雄风和人生的力度，表现出作者对改革英雄理想人格的期盼和对改革前景的乐观想象，虽然有悖于生活的真实，却很能振奋改革精神，激励人们的斗志。这些改革者为了改变国家或企业的落后局面，克己奉公、义无反顾地投入改革的洪流中，与各种反对势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惯坚决斗争。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自愿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到偏僻落后的古陵县工作，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招致了以副书记顾荣为代表的反对派的重重阻挠，从而陷入矛盾纠葛与困境之中难以自拔。中的傅连山为使省局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得以贯彻实施，触犯了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局部利益，他因此遭到冷嘲热讽和人身攻击。但是这些改革者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或者在党的政策关照下排除一切困难，取得改革的阶段性胜利，他们身上带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精神上是与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崇拜相通或延续的。尽管有些小说写到了改革的艰难和阻力，但改革必胜的结局却几乎成为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这些表现城市或工业改革进程的小说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上至国家要害行政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体现出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现实的思索与关注。

    与时代一致的是，农民的生活和精神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许多农村题材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贾平凹中的禾禾和烟峰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时期，依靠政策扶持，从单一生产结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