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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白金岁月”最容易被我们选择性忽视的部分，却也是决定各行各业能否持久增长的关键环节。在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使命中，执政者、民族、道德、梦想，都显得焦躁不安，陷入了匆忙的、睡眼朦胧的新一轮竞速游戏。
事实上，这种时机并未到来。如果一个刚刚觉醒的社会能瞬间诞生顶级企业，那才是咄咄怪事。1978年正式开始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很显然，随着美国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市场经济。
远方是一片充满诱惑的土地，在那里，有周成建和美邦的生命之星。
回想二十年前的政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沿海先富起来。”2000年的时候，确实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的沿海地区迅速跟上世界的潮流，成为“世界工厂”。富裕的不止是从商者，拥有权力和资源的公权机构也变得富起来了，并且在几年后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和掌握最多财富的龙头老大。
2000年5月20日，在国家外经贸部谈判大楼二层大厅，石广生部长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共同签署了中欧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随后石广生说，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入世的所有双边谈判即将结束。
——杰克·凯鲁亚克
好在这条创业路最终还是被打开了。四年之后，当美邦最终将总部迁往上海，上海也没有辜负周成建对美邦“一线品牌”的苦心打造。今天上海什么店最多，观察者和普通市民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服饰店。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百步之内必有，还不止一家。
在30年改革的历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区域经济作为主角竞相登场。由国家力量和地理区位共同决定的区域板块构成中国在不同阶段的产业重心。最开始的珠三角到后来的长三角，再到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以及今日的环渤海、新疆板块，政策信号与区域特定的资源优势，共同谋划着一场又一场区域开发的盛宴。
初夏，人们开始着迷于一部名为《切·格瓦拉》的话剧。理论家们借此重温理想主义式的浪漫革命情怀；城市中的年轻人，像是怕错过一场时装秀，纷纷涌入剧场，朝拜他们心中的“革命”。
不少人觉得当时的美邦在温州都不是老大，到上海面对的必然是功败垂成。而此时的周成建已经不是曾经的小裁缝，也不是企业刚成立时的小老板，他需要维系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在公司内部的巨大分歧下，他只得推迟了集团总公司迁往上海的决定。上海，成了一条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天路。
直到一年后，周成建的想法初步被证明是一种充满幸运的前瞻。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而在随后的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国家领导人穿着中式对襟唐装集体亮相。中国唐装迅速流行。
2000年的美邦，面对的是这样的形势：企业在过去五年的发展中，无论产业还是公司自身的修炼，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在周成建眼里，接下去的路充满了未知的焦虑。一方面，外部环境面临复杂的变革，服装行业的反复波动始终缺乏稳定的明朗的增长趋势（实质上，深处中国改革中的任何一个行业都面临相同问题）；另一方面，美邦的架构和人力资源、商业模式需要更清晰的方向。
在做生意的一买一卖之间，总有一种情愫能够激发人的灵感和梦想。这就是对于改变和上升状态的向往。
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双双上升，特别是国内市场升级转型的条件下，产业规模继续扩大。
相对于上海人的那种带有莫大讽刺意味的优越感（在日益拉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和不合理的制度作祟下，中国一线大城市居民的身份优越感如出一辙），上海服饰的名气更胜一筹。十九世纪中叶，即上海开埠，后几经演进，声名远扬。时至今日，世界著名品牌服装的三分之一在上海生产；被称为“金三角”的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有国际知名品牌1200个；上海服装行业总产值中，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占三分之二……
相对明朗的是，上海对于服装业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们依旧无法清楚地知晓，当时美邦总部在迁往上海计划遭致激烈反对的具体原因。
这种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这年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
上海市政府也将服装服饰业列为都市型、标志性工业加以扶持，并提出把上海打造成国际第六时尚之都的战略目标；上海每年春季的国际服装文化节、秋季的时装周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
然而，上海对于服饰行业而言，也存在硬伤。一是上海原有的商业名牌规模小、产量低，知名度、影响力逐渐消失，工业名牌大都为国外品牌加工，企业自主品牌发展不大；二是上海企业缺少资金注入，设备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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