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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高级时装垄断了整个服装行业，并成为永恒的话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快节奏、高效率、压力重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渴望从刻板的西服职业套装和领带下放松和释放自己，在自然中追求随意、舒适和休闲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流行，推动了服装行业的休闲化。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众休闲文化逐步代替了以法国为主的经典文化，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休闲服装开始走向繁荣。三十年后，中国的休闲服饰步入轨道。1992年，“佐丹奴”在广州开设了国内第一家专卖店，1993年，堡狮龙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品牌专卖店，1996年，“班尼路”开始面向国内市场进行市场推广。
随着这些休闲品牌席卷全国，中国休闲服装品类开始崛起，一片群雄并起的局面随即展开。
群豪并起
根据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国内休闲服装品牌在2007年就已多达2000多种，中国国内休闲服市场的零售总额约为3271亿元，约占国内服装市场总量的60％，休闲服装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服装市场的领袖品类。
这种苗头在行将跨入21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当周成建沉浸在甜美的服装王国梦想之中，继而又从坐困愁城的局面中浴火重生后，他对品牌和产业的信念愈发坚定。与此同时，在一片喧腾的背景下，他的竞争者们也如云聚集，一场充满艰险和残酷的竞争在所难免。
而在温州这片服装业的福地上，两个人成了日后美邦最有力的同业者。一个是邱光和，一个是王振涛。
邱光和的故事要回溯到改革开放初。1981年7月，温州持续高温一月有余。恶劣的天气情况中也有好消息传来，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任何熟悉中国国情的人，尤其是在改革中闯荡过来的私营业主们都下意识地发现，外部环境开始缓和了。《规定》如同炎炎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散了个体户周围的各种质疑，赐予了他们合法的身份——“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这样的背景下，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个体户们，不断刺激着中国，其中包括温州的民营企业力量的苏醒，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为中国经济的不断改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邱光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水面的。
在温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父亲早年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的重任由母亲和邱光和的姐姐承担。尽管家境贫寒，但父母坚持要求他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后，和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一样，不无愧疚的邱光和没有继续读书，而是报名参军。部队里的生活确实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4年后，退伍回乡的邱光和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受公社委派担任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可是，40元的月工资却根本无法扭转日渐严重的贫困。时间来到了1996年初，已经下海数年的邱光和刚刚从电器生意中失落而归。他决定转行，在掌握大量服装市场第一手材料，研究、分析、捕捉服装流行趋势的基础上，又集中资金，俨然以一个战略家的深思熟虑，把他即将开拓的服装类别准确地定位在休闲服上。
和后来最终修成正果的服装业元老们一样，他也看到了休闲服饰爆发的信号。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审美观念的提升，这种大众化的时尚也必将到来。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征询专家意见后，邱光和创办了森马企业有限公司。
1997年3月12日是邱光和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森马的第一批休闲服装正式从广州生产基地运抵温州。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这批产品包括了外套、t恤衫、毛衫、牛仔裤、内裤、袜子、皮带、皮包、衬衣共七大系列500个规格和品种，共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邱光和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疲惫，和员工一起以最快地速度将第一批休闲服发送到温州、南京、长沙、徐州等连锁网点。
就在邱光和满怀信心的同时，另一个服装业的大佬也在相似的路径上穿过时光，一路走来。
在王振滔的记忆中，一位长者的话令他终身难忘。村里一户人家盖房，王振滔极不情愿地被叫去帮忙递砖瓦。看着他懒散的样子，一位长者说：“这孩子长大了干不了什么事的。”王振滔从未听过如此直白的预判，仿佛被宣判了人生的极刑。与其忍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就这样，17岁的王振滔走出家门，到外地闯荡。他坐船到武汉，跟随堂舅学木匠手艺，走家串户给别人做家具，以此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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