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不如广东、浙江和江苏，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三是上海企业信息化管理总体水平还较低，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服装业在出口方面也迎来了高涨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极大乐观，这让一些中国品牌把专卖店开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甚至欧美。但是无序的竞争带来了议价能力的下降，出口加工型企业销售利润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
在愤懑情绪已经进入封闭空间的时候，这种修补显得过于温和，而对明天的透支则毫无节制、不惜一切地开展着。中国的高层忙碌地平息着各种令人不安的情绪，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转型期日益“丰饶”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局面开始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号。
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21年前提出的小康目标。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原来，这就是小康？政府的解释是，总体达到了，但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一位老教授无奈地对学生们说：“统计数据一平均，就把所有问题都抹杀掉了。”
对于服装业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行业的技术在改造升级，以品牌为核心向纵深发展，开启了产业二次大规模更新换代。在信息化、自动化、科技化的技术改造中，中国服装行业踏入了由“理念”和“资本”共同构筑的甜蜜旅行。
这些美好的故事都发生在后来，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要走完“通往上海的长路”，最终实现这个甚至可称之为“夙愿”的搬迁，困难重重，周成建归因于时机不成熟。实际上，如果按照周成建以往的性格，美邦总部去哪里并非不可定夺之事。但此时的美邦，面临的不仅是总部搬迁这样单一的决定。周成建本人也不愿意陷入贸然改变的仓促境地。即便如此，变动的种子已经播下，一旦万事俱备，改变就不可避免了。
如此繁华的舞台让周成建动了心。就在2000年，他几乎没有先兆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公司总部从温州迁往上海。
有良知的学者们指出，我们的问题出在制度层面，是近二十年的改革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忽视制度的公平性导致的结果。
很多服装设计师，甚至是美邦的设计师，后来都聚集在这里，做自己的品牌。原为美特斯邦威的首席设计师的高欣，就在美邦迁往上海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而他的合伙人也来自于美特斯邦威。
此时，出口随着中国入世成了一道通往天堂的路，并最终成了时至今日的所谓“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驾驱动中国经济的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研究员路爱国所说：“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上海理所当然成了所有想在中国有所作为的商家必争之地。大批国际品牌也选择了上海作为其在中国市场的首个“登陆”地点，其商业的成熟与发达在“渠道成为先导”的时代，对于品牌的塑造至关重要。随着这种共识日益普及，上海市场的品牌竞争也在持续加剧，如果企业将上海作为一种选择，无疑在昭示自身的战略布局。
“迁都”上海暂时搁浅，但是上海分公司和温州总部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很多追随周成建创业的高层都离开了。周成建回忆这段痛苦的蜕变时说，压力很大，想到这些创业伙伴纷纷离开，常常夜半垂泪。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成建希望寻求到更可靠的外部环境和全新的创业氛围。一线城市具备这种硬件条件，而创业意向则需要通过企业重组来完成。进军上海可以实现外部环境的转变，而股份制改造则可以带领美邦步入新的创业方向。
上海这座城市，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开始，被卷入了一场浮华喧腾的国际化飓风，当整个中国依旧在农业社会和动荡局势下自给自足的时候，上海悄悄变成了西方化的十里洋场。这种明目张胆的主权羞辱却给上海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生机。城市的面貌日益工业化，人们将此地作为寻金的天堂。
任何歌舞升平的年代，都会有令人心碎的细节。这个所谓的“白金岁月”，显然也无法免俗。服装行业面临新的增长机遇，而国内环境也在一片新的愁容下进行着意义深远的变化。
这样的情绪并非偶然。对于美邦而言，过去的十年时光，成了美好的回忆。新的十年，又会带给美邦什么样的光景？步入新世纪之后，周成建也开始酝酿新的变革。
一个全新的背景下，蛰伏于温州的策略在他看来，似乎进入无法言说的境遇。也许持续下去，美邦会成为区域内的休闲服老大，但“不走寻常路”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就像周成建自己所说：“我们要在企业的第二个十年里……将美特斯邦威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这就是我们的二次创业。”
上海市服装行业协会对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新世界城、第一八佰伴等八家大型商场1795个品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