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的话,最终这些钱还是能拿到手的。最初,分红的比例高达100%。如此高的分红比例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华为本身也不可能维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虽然利润的绝对值增加很快,但从比例上来说,显然不可能达到100%的程度。随后,华为开始下调分红比例。但是,员工的分红依然惊人。
2010年春节前夕,华为公布了2009年的分红比例。当时,华为股价超过了5元,增值1.35元,而每股分红为1.6元,分红比例超过了30%。与2009年相比,2010年的分红比例更是惊人。据说,2010年虚拟受限股每股分红2 98元,分红比例超过50%。当时很多华为员工表示,“领了分红买宝马”。
可以说,华为正是通过这种内部配股的方式,将所有华为人捆绑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战车上,与华为共进退。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内部配股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华为曾试图上市,但因为内部股权的错综复杂,错失了上市的机会。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规律,华为上市应该是迟早的事情,如何理清内部股权,将成为决定华为上市的关键因素。
奖金在华为员工收入中的比例同样不小,前文提到的那位于2006年加入华为的员工,2006年的年收入是33000元,年终奖是11000元;2007年的年收入是99800元,年终奖是40000元;2008年的年收入是140350元,年终奖是55000元;2009年的年收入是170650元,年终奖是64000元。粗略估算,仅年终奖一项,在年收入中所占比重就达到了30%~40%。
华为员工的奖金主要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来确定,内容涉及员工个人季度工作所负的责任、工作业绩及主要完成项目的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薪酬体系的竞争性和公平性,华为专门聘请了两家国际顾问公司——hayGroup和Mercer,协助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定期对员工的工资数据进行调查,并根据公司业绩和调查结果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
强激励:从员工到高工
在华为历史上,最为任正非看好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郑宝用,一个是李一男。任正非评价郑宝用是“千年一遇的人物”、“一个人能顶一万个”。与郑宝用相比,李一男的天才气质更为浓郁。这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走出来的技术天才,是华为发展史上升职最快的人。
对这些特殊的人才,金钱并不是第一位的,重用才是最佳的激励。
任正非在人才管理上存在缺憾,比如曾经对下属又打又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驾驭人才上颇有一套。
与大部分企业家不同,任正非的确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虽然华为因为产品性质的特殊性,不需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华为能做到如此程度,应该和他的个性有关。
任正非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他个人可以低调,但其他华为员工没有必要如此。任正非说这样的话是有背景的,那就是华为开始涉足终端市场,终端市场属于消费品领域,必须和普通的老百姓打交道。在这个市场,必须通过大量的广而告之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多年来,任正非一直置身幕后,很多曝光率极高的场合,他都让给了其他人。华为成名后,很多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人到华为参观,任正非通常都不出面,而是将机会给了李一男等人。
有一个案例就能说明科研人员对见到领导人的态度和看法。《华为人》曾刊登了刘平一篇题为《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的文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代表公司参加全国科技表彰大会,当我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当我代表公司在崇高的领奖台上从国家领导人手上接过奖状时,心中无限感慨: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
华为曾挂着不少“华为公司技术人员向某某中央领导汇报”的照片,照片中大部分都是李一男的身影,任正非反而置身事外。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机会就相当于精神激励。对任正非来说,陪领导人考察公司只是个虚名,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是荣誉。任正非很清楚事情的本质,他宁愿放弃虚名,让更多的人才走到前台,为公司作出贡献。
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专家,即便是出于对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会对权力有所期待。作为联想创始人之一的倪光南,刚加入联想的时候曾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不做官。
然而,当他无法把握自己的研发方向后,还是倾向于索要权力,希望通过权力来保证自己热爱的事业。
李一男当年和郑宝用发生冲突时,主要原因就是在公司的研发方向上出现了分歧。当这种分歧出现又无法调解的时候,权力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可见,即便是李一男这样的技术天才,权力和地位也是最好的褒奖和鼓励。由于任正非的信任和看重,李一男在华为的职位升迁如光速一样迅猛。
让我们梳理一下李一男的职位变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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