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十‘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次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我听到鸽子的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时间。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欺骗是蛮横的本质，当罗蜜政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太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馆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一1942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材方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宣传。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无聊。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书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钥，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