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雯。而是袭人。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银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街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争论。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围的霸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反党持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索尔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一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一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树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体育迷。体育迷与体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