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和社会团体都依靠国家，从国家那里得到安全和保护。每个 阶层或社会团体中最有偏见的成员也承认如下的真理：各个社会阶层或等级都从 属于国家，只是凭借国家的繁荣和生存，它们才有立足之地。然而，要使他相信， 国家的繁荣和生存需要减少他自己那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往往难以做到。这种偏心，虽然有时可能是不正当的，但是也许不会因此而毫无 用处。它抑制了创新精神，它倾向于保持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和 社会团体之间任何已经确立的平衡；当它有时似乎阻碍了当时也许是时髦和流行 的政治体制的变更时，它实际上促进了整个体制的巩固和稳定。
在一般情况下，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牵涉到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 实际上已经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或组织的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第二，尽可 能使同胞们的处境趋于安全、体面和幸福这个诚挚的愿望。他不是一个不尊重法 律和不服从行政官的公民；他肯定也不是一个不愿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去 增进全社会同胞们福利的循规蹈矩的公民。
在和平和安定的时期，这两个原则通常保持一致并引出同样的行为。支持现 有的政治体制，显然是维持同胞们的安全、体面和幸福处境的最好的办法，如果 我们看到这种政治体制实际上维护着同胞们的这种处境。但是，在公众们有不满 情绪、发生派别纠纷和骚乱时，这两个不同的原则会引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使 是一个明智的人也会想到这种政治体制的结构和组织需要某些改革，就现状而 言，它显然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常常需要政治上的 能人智士作出最大的努力去判断：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什么时候应当维护和努力 恢复旧体制的权威；什么时候应当顺从更大胆但也常常是危险的改革精神。
对外战争和国内的派别斗争，是能够为热心公益的精神提供极好的表现机会 的两种环境。在对外战争中成功地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贡献的英雄，满足了全民 族的愿望，并因此而成为普遍感激和赞美的对象。进行国内派别斗争的各党派的 领袖们虽然可能受到半数同胞的赞美，但常常被另一半同胞咒骂。他们的品质和 各自行为的是非曲直，通常似乎是更不明确的。因此，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的荣誉， 几乎总是比从国内派别斗争中得到的荣誉更为纯真和显著。
然而，取得政权的政党的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威信来劝导他的朋友们以适 当的心情和稳健的态度（这是他自己常常没有的）来行事，他对自己国家做出的 贡献，有时就可能比从对外战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范围极其广泛的征服更为实 在和更为重要。他可以重新确定和改进国体，防范某个政党的领袖中那种很可疑 和态度暧昧的人，他可以担当一个伟大国家的所有改革者和立法者中最优异和最 卓越的人物；并且，用他的各种聪明的规定来保证自己的同胞们在国内得到好几 个世代的安定和幸福。
在派别斗争的骚乱和混乱之中，某种体制的精髓容易与热心公益的精神混 和，后者是以人类之爱，以对自己的一些同胞可能遭受的不便和痛苦产生的真正 同情为基础的。这种体制的精髓通常倾向于那种更高尚的热心公益的精神，总是 激励它，常常为它火上加油，甚至激励到狂热的程度。在野党的领袖们，常常会 提出某种好像有道理的改革计划——他们自称这种计划不仅会消除不便和减轻 一直在诉说的痛苦，而且可以防止同样的不便和痛苦在将来任何时候重现。为此， 他们常常提议改变国体，并且建议在某些最重要的方面更改政治体制，尽管在这 种政体下，一个大帝国的臣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世纪享受着和平、安定甚至荣耀。
这个政党中的大部分成员，通常都陶醉于这种体制的虚构的完美，虽然他们并未 亲身经历这种体制，但是，他们的领袖们用自己的辩才向他们进行描述时却给它 涂上了极其眩目的色彩。对这些领袖本身来说，虽然他们的本意也许只是扩大自 己的权势，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迟早会成为自己雄辩术的捉弄对象，并且同他们 的极不中用和愚蠢的一些追随者一样，渴望这种宏伟的改革。即使这些政党领袖 实际上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盲从，他们也始终不敢 使自己的追随者失望；而常常不得不在行动上做出他们是按照大家的共同幻想行 事的样子，虽然这种行动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相违背。这种党派的狂热行为拒绝 一切缓和手段、一切调和方法、一切合理的迁就通融，常常由于要求过高而一无 所获；而稍加节制就大半可以消除和减轻的那些不便和痛苦，却完全没有缓解的 希望了。
其热心公益的精神完全由人性和仁爱激发出来的那个人，会尊重已确立的权 力、甚至个人的特权，更尊重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主要社会阶层和等级的权力和 特权。虽然他会认为其中某些权力和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了，他还是满足于 调和那些不用强大的暴力便常常无法取消的权力和特权。当他不能用理性和劝说 来克服人们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