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互相接界的国家，由于没有一个共认的权威来裁决相 互之间的争端，彼此都生活在对邻国的持续不断的恐惧和猜疑之中。每个君主几 乎不能期待从他的邻国那里得到正义，致使他毫无二致地这样对待他的邻国。对 各国法律的尊重，或者对这样一些准则——一些独立国家声言或自称它们在相互 交往时有义务遵守的准则——的尊重，常常只不过是装腔作势。我们每天可以见 到，从最小的利害关系出发，各国动不动就无耻或无情地回避或直接违反这些准 则。每个国家都预料或认为它预料到，自己被它的任何一个邻国不断增长的实力 和扩张势力征服；这种民族歧视的恶劣习惯常常以热爱自己祖国的某种高尚想法 为依据。据说老加图每次在元老院讲话时，不管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最后的结束 语总是：“这同样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是一个感情强烈而粗 野的人的爱国心的自然表现，这个人因为某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那么多苦难而激 怒得近于发狂。据说，斯奇比奥 内西卡在他的一切演说结束时所说的更富有人 性的一句话是：“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是胸襟更为宽 阔和开明的一个人的慷慨表现，这个人甚至对一个宿敌的繁荣也不抱反感，如果 它已衰落到对罗马不再构成威胁的地步。法国和英国可能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 海军和陆军实力的增强。但是，如果两国妒忌对方国内的繁荣昌盛、土地的精耕 细作、制造业的发达、商业的兴旺、港口海湾的安全和为数众多、所有文科和自 然科学的进步，无疑有损于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尊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 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人类因这些进步而得益，人的天性因这些进步而高贵起 来。在这样的进步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超过邻国，而且应当出于对人类之 爱，去促进而不是去阻碍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适宜目标， 而不是偏见和妒忌的目标。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并不来自人类之爱。前一种感情完全不受后一种感情 的支配，有时甚至似乎使我们的行动同后一种感情大相迳庭。或许法国的居民数 等于大不列颠居民数的近三倍。因此，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法国的繁荣同英国 的繁荣相比好像应当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然而，大不列颠的国民因此在一切场 合看重法国的繁荣而不看重英国的繁荣，不能认为是大不列颠的好公民。我们热 爱自己的国家并不只是由于它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是我 们的祖国，而且这种热爱同前面的理由全然无关。设计出人类感情体系的那种智 慧，同设计出天性的一切其它方面的体系的智慧一样，似乎已经断定：把每个人 主要的注意力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个部分基本上处在个人的 能力和理解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可以大大地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利益。
民族的偏见和仇恨很少能不影响到邻近的民族。我们或许怯懦而又愚蠢地把 法国称为我们当然的敌人。法国或许也同样怯懦而又愚蠢地把我们看成是当然的 敌人。法国和我们都不会对日本或中国的繁荣心怀妒忌。然而，我们也很少能卓 有成效地运用我们对这些遥远国家的友好感情。
最广泛的公共善行——这是通常可以相当有效地实行的——是政治家们的 善行。他们筹划和实现同邻国或距离不远的国家结成同盟，以保持所谓力量平衡， 或者在与其谈判的一些国家的范围内保持普遍的和平和安定。然而，政治家们谋 划和执行这些条约，除了考虑各自国家的利益之外，很少会有任何其它目的。确 实，有时他们的意图更为广些。阿沃（Avaux）伯爵，这个法国全权大使，在签 订蒙斯特条约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据雷斯[Retz]红衣主教，一个不轻易 相信他人品德的人的要求），以便通过签订条约恢复欧洲的普遍安定。威廉王似 乎对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具有一种真正的热忱；或许这种热忱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他对法国特有的嫌恶激发出来的，德国的自由和独立在威廉王时代 大抵处于危险之中。同一种仇视法国的心情似乎部分地传到了安妮女王的首相身 上。
每个独立的国家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 它自己特定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同自己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 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声誉、以 及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伴的利益和声誉，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人有关联。他雄心勃 勃地扩展这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特权和豁免权；他热诚地维护这些权益，防止它 们受到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侵犯。
每个国家的所谓国体，取决于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取决于在它 们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免受其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某个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比从前有所上 升或下降，国体都必然会被或大或小地改变。
所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