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起善行的原因的结合，会增进 这种善行。在没有妒忌的场合，我们对显贵所必然产生的好感和偏爱，因其与智 慧和美德的结合而得到加深。尽管大人物具有智慧和美德，他仍然会陷于那些不 幸，那些危险和痛苦。地位最高的人所受的影响往往最深，而我们对他命运的深 切关心，其程度会超过我们对具有同样美德而地位较低的人的命运所应有的关心 程度。悲剧和恋爱故事中最有吸引力的主题是具有美德和高尚品质的国王和王子 们所遇到的不幸。如果他们运用智慧和毅力，使自己从这种不幸之中解脱出来， 并完全恢复他们先前的那种优越和安全的地位，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怀着最大的 热情甚至是过度的赞赏之情来看待他们。我们为他们的痛苦所感到的悲伤，为他 们的顺遂所感到的高兴，似乎结合在一起，增强了那种偏向一方面的钦佩——我 们对他们的地位和品质自然怀有的钦佩情绪。
当那些不同的仁慈感情偶然趋于不同的意向时，用任何一种精确的准则来判 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按某种感情行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按另外一种感 情行事，或许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在什么情况下，友情应当让位于感激，或者 感激应当让位于友情；在什么情况下，所有天生感情中最强烈的一种，应当让位 于对那些优越者的安全——全社会的安定仰赖于他们的安全——的重视；在什么 情况下，天生感情可以正当地胜过这种重视，都必须留待内心的这个人——这个 设想出来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决者来决定。如果我 们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真正用他的眼光并且像他看待我们那样 来看待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专心致志，洗耳恭听他对我们的建议，他的意见就决 不会使我们受骗。我们不需要各种独断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些准则，常 常不能使我们适应环境、品质和处境中的种种色调和层次，以及虽然不是觉察不 到的，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精细和微妙，常常是完全无法确定的各种差别和区 分。在伏尔泰的那一动人的悲剧《中国孤儿》中，我们在赞美赞姆蒂——他愿意 牺牲自己的孩子的生命，以保存已往的君主和主人们的唯一幸存的弱小后代—— 的高尚行为的同时，不仅原谅而且称赞艾达姆（Idame）的母爱，她冒着暴露自 己丈夫重要秘密的危险，从鞑靼人的魔掌中取回自己的幼儿，送到曾解救过他的 人手中。
第二章 论天性致使社会团体成为我们慈善对象的次序 用以指导把个人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的这些原则，同样指导着 把社会团体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 最重要的社会团体，首先和主要成为我们的慈善对象。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和受教育，并且在其保护下继续生活下去 的政府或国家，是我们的高尚或恶劣行为可以对其幸福或不幸发生很大影响的最 重要的社会团体。于是，天性极其坚决地把它作为我们的慈善对象。不仅我们自 己，而且，我们最仁慈的感情所及的一切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 友和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然最为热爱和最为尊敬的人，通常都包含在国家中； 而他们的幸福和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国家的繁荣和安全。因此，天性不仅通 过我们身上所有的自私感情，而且通过我们身上所有的仁慈感情，使得我们热爱 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自己同国家有联系，所以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 来某种荣誉。当我们把它和别的同类团体进行比较时，我们为它的优越而感到骄 傲，如果它在某个方面显得不如这些团体，我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屈辱。自 己的国家在过去时代中所出现的那些杰出人物（不同于当代那些杰出人物，妒忌 有时会使我们带上一点偏见去看待他们），如勇士、政治家、诗人、哲学家、各 种各样的文学家，我们倾向于带着具有极大偏向的赞美去看待他们，并且把他们 排在（有时是最不公正地排在）所有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之上。为了国家这个社 会团体的安全，甚至为了它的荣誉感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爱国者，表现出了一种最 合宜的行为。他显然是用那公正的旁观者自然和必然用来看待他的眼光来看待自 己。照这个公正的评判者看来，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大众中一个仅仅有义务在任 何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利益甚至荣誉而去牺牲和贡献自己生命的人。虽然 这种牺牲显得非常正当和合宜，但是，我们知道，作出这种牺牲是多么困难，而 能够这样做的人又是多么少。因此，我们不仅完全赞同、而且极其佩服和赞赏他 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似乎应该得到可以给予最高尚的德行的所有赞扬。相反，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幻想他能够通过把祖国的利益出卖给公敌来获得自己的一点 私利的叛国者，无视内心这个人的评判，而极其可耻和卑劣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 不顾所有那些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利益的叛国者，显然是一切坏人中最可恶 的人。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常常使我们怀着最坏的猜疑和妒忌心理去看待任何一个 邻国的繁荣和强大。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