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九个连。病员连是中医部收治的病患官兵。由于战场环境恶劣，伤寒、痢疾、疟疾流行，中医部将患伤寒和痢疾的病患者编为重病员连，将患疟疾的病患者编为轻病员连。休养连又叫归队连，大部分都是伤势基本痊愈，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即可出院。休养连的干部战士都要参加一定的活动，如帮厨、轻度的军事训练。凡是出院的官兵，都必须持有休养连的证明到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否则以不守纪律论处。
十四个伤兵连外加上医护人员近七千多人住在哪里？
王坪位置偏僻，只有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山村。这里的百姓生活艰苦，住的全是泥坯草房。经过当地苏维埃动员，老百姓腾出十七套民房，但这点房子远远不够，房少人多成为一大矛盾。以当时的条件而言，大规模建设病房也不现实，而且盖房子也非一日之功。为缓解房屋紧张，只有化整为零，分散居住。总医院将西医部放到桑丝坪，把中医部设到廖坪，十四个伤兵连，以连队为医疗区分散居住，六千多伤病员分散居住在周围方圆十多里的村落里。因为住房紧张，伤病员的床位也有严格规定，轻伤病员的铺位，每人不超过两尺五，一头一个，颠倒相睡；重伤员单独一个铺位，宽度不超过三尺。就是这样，每个房间里全部被床位挤得满满的。
除了手术室、药品仓库、食堂和少量的治疗用房外，其余的医疗用房也随同伤员一起，每个医疗区一两间房子作为看病的地方。就是这样因陋就简，总医院建成了红军历史上最庞大的综合野战医院。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收治了伤病员近万人次，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战斗期间的伤病员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保障。
第二大难题是医护人员极度缺乏。
医护人员是专业性极强的特殊人才。以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而言，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就是在大城市也属凤毛麟角，红军的根据地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穷乡僻壤，专业的医护人员就更稀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俘虏敌人的专业医官，经过做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二是充分利用四川的“郎中”，也就是中医；三是自己办红色卫校，培养自己的医护人员。
战场上俘获敌人的医官数量有限，周光坦和张琴秋便将眼光盯在中医上。中医的特点是家传，很多中医有了绝招后便在家里坐堂行医，也有一些“走方郎中”。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能治病就是“医生”。在科班出身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充分利用本地的中医资源，雇用、聘请一些老中医来医院工作。但在当时，阶级对立情绪势同水火，要聘请那些不属于工人和贫雇农的郎中到医院来为红军服务，绝非易事，有些人将此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抢救医治好伤病员，是稳定军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周光坦、张琴秋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落在究竟是所谓的“政治问题”重要还是抢救红军战士的生命重要，不是工农出身的医护人员究竟能不能用。
1933年8月1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医务工作会议，周光坦和张琴秋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就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发言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傅钟及郑义斋等人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陆续出台了好些相关政策，如《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布告更是明确宣布：
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第十三条规定：
白区医师、技术人材、专门家、教员，在服从苏维埃法律，在赤区工作者，除应有之工资外，如其家属进境，亦同样分得土地。
征得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后，张琴秋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的中医情况，一面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名单，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最早来到总医院工作的本地中医是阎文仲，以后阎文仲又介绍了杨成元。杨成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医术高明，但他曾经在当地的保安团担任过团总，红军解放通南巴后，杨成元担心受到镇压，吓得躲进深山。得知这个消息后，张琴秋认为，红军极度缺乏医疗人才，对杨成元要利用他的特长为我所用。她在阎仕金和阎文仲的陪同下，钻进深山老林，找到杨成元，亲自给他做工作，以人格担保只要他为红军服务，保证对他不关不杀。张琴秋说：“共产党说话算数，只要杨成元愿意给红军看病，不再干坏事，我用脑袋担保他的生命安全。”
张琴秋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川陕根据地“肃反”之风正盛，极左环境下，很多人为一句话、一件事被抓被关。担任敌人“团正”一级官员，按规定要予以严惩。张琴秋将镇压的对象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