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家统治中国

    贾谊渴望治国安邦的一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只有失落与伤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而言，贾谊的很多建言缺乏实践的可能；客观上看，皇权时代的思想禁锢必然导致贾谊的怀才不遇。单纯的文人不可能完成走向政客的蜕变，所以贾谊一生都只能被人称作“才子”。

    满怀一腔热情的贾谊先后多次向刘恒上书，内容都是在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于是有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治安策》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思想，而且讽谏之意比《过秦论》要直白许多，言语都很直接，上来就是讨论王国、内政这两个问题。

    首先，针对诸侯王势力的坐大，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在诸侯原有土地上增建新王国的方式，来缩小单个诸侯国的疆土。这和日后武帝时期主父偃推行的“推恩令”十分相似，只是推恩令确保了这种“众建诸侯”的连续性——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瓜分父亲治下的土地。而文帝朝是否新增王国只能通过皇帝的喜好来决定，“众建诸侯”不规律，因而“少其力”也就不能长久连续。

    其次，贾谊要确立明确的等级制度。

    贾谊是一位儒生，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所谓的“重建礼乐”的政治理想，实际就是要构建像西周初年那样等级森严的制度，所以贾谊一直提倡要明确君臣地位的尊卑。除了他嫌功臣集团成天在刘恒面前左右朝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实现儒家重建等级秩序的理想。

    而且贾谊认为，政府建立了不能充分维护天子权威和地位的郡县、分封并行制度，就是导致整个西汉初年政局混乱的原因。贾谊说刘恒应该“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让高低贵贱之分确定下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构建集权统治下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令天子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贾谊认为，只有树立起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才是解决王国问题的最佳之策。

    要将“礼仪”具体化，就必须倡导礼乐，所谓“厉廉耻，行礼谊”，法令与教化都是不可以废除的。同时还要对老百姓加以灌输儒家的忠君思想，美其名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其实是间接性地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作了铺垫。

    他的这些建议被落实之后确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提出的先安定百姓进而稳固国家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贾谊抬高了儒学的地位，但由于贾谊本人在朝廷中特别不招人待见，这反倒激起了人们对于儒学的排斥。尽管文景时期选择使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贾谊个人为儒学带来的负面口碑也绝不能忽视。这最终戏剧性地导致了贾谊提倡儒学，却潜在地促进了黄老之术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扩张。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建言重视农桑的。

    贾谊的《新书》中讲“为富安天下”，想要富，先种田。

    贾谊认为国之要务是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他把老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当成了自己的执政理想，鼓励生产，让老百姓安安心心耕作，到时候该播种播种，该施肥施肥……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百姓从此没有假期去旅游了，连国内游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四季就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打转吧。

    鼓励农桑说来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本质目的却是为了“安民”，把老百姓牢牢地拴在田间的一亩三分地上。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专制统治，减少了流动人口。

    我们在看任何政治建言的时候，都应当看到其背后阴暗的一面。因为阴暗是政治的本质，开明的抉择不需要政治的操控，政治其实就是“势”，是舆论，是主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和绝对真理。

    贾谊鼓励农业生产来富民的建议和他前文“重建礼乐”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质、精神这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这和我们今天通过工农业生产来发展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不同的，贾谊强调了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鼓励与推动，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谓“以民为本”，本质上应当理解成“以安定人民为本”。

    《新书·大政上》讲：“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度，而民必胜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实是阻碍其推行中央集权和专制的障碍，只不过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来安抚他们，毕竟公开、明确地伤害百姓利益会招致他们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势众本身就占了优势。

    贾谊以此劝谏刘恒应该以礼乐教化来教育百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安生下来，这样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国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便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