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受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不是其个人能左右的，好在刘恒信奉黄老，而且居于专制统治阶层的顶端，所以比贾谊更为清楚个中来由。因而我们看到刘恒面对贾谊的建议时，多数是接受贾谊提出的问题，却并不采纳贾谊的解决方案。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是讲立储问题的，毛泽东评价这段的时候说贾谊很迂腐。贾谊是这么说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让太子成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要早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要安排好他身边的人，趁着青春期还没到的时候就先用礼乐束缚住他。这样效果好，能让他修身养性，智力得到开发。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选好。只有教育得当，再加上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对他施加影响，太子才能成才。《尚书·吕刑》说‘一个人做好了，万民都会依靠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贾谊的话听起来很不顺耳，毕竟这话是在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总之，刘恒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认可。鲁迅有过一个解释，说：“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
贾谊的《治安策》，摆明了是教人治国安邦的。但至于其中的内容到底含金量多少，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同鲁迅的看法一致，刘恒选择无为而治不单单是心血来潮，而贾谊则把治国道路的选择看得太简单了。贾谊指出的问题有一些也确实不可忽视，刘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但他也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考虑。所以他只接受贾谊的批评，而拒绝了贾谊的建议，那是一些缺乏政治远虑的建议。
刘恒和贾谊处于两个位置，贾谊只需要一心考虑国家、君上、自己的热情与理想，而刘恒每选择执行一项政令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
历史上许多君臣都是如此，日后晁错和景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统治者和谋臣不同，统治者的诞生是各方势力综合选择的结果。以刘恒为例，他的登基也就宣召了，他将代表关东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等各方势力的利益。不论他愿不愿意、认可不认可、是不是想打破这种利益关系，他在客观上都处于这样的位置。而谋臣所肩负的责任是单一的，只需要不断进谏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考虑皇帝私人的利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谏与皇帝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皇帝选择接受谏言其实是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也正因为此，每当人们看到善于纳谏的君王时，都会将他奉为“明君”。
郁闷的贾谊在长沙国做了三年太傅。一天，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贾谊的房间，落在了座位旁边。楚人把猫头鹰称作“服”，贾谊此时被贬，情绪正低落，再加上长沙那鬼地方在那时还是偏远之地，气候非常不适合北方的河南人居住，贾谊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多愁善感，于是作《服鸟赋》一首：
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崒，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语余其期。”
服乃太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无疆大，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回薄，振荡相转。云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坱圠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鸟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趋西东；达人不曲，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僒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知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贾谊迷茫，困惑，看不清人生的前路，不明白自己为何落魄。人啊，有忧愁都是因为懂得太多。知识多的人天真，他死活想不通社会那些不公平的现象缘何发生；懂人情的人失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次点燃他的激情。
贾谊曾经属于前者，但经历了人生起伏后，他已经慢慢蜕变为后者。
他不得不靠臆想安慰自己，世间事，“何足以疑”！是啊，有什么事值得让人疑虑！贾谊很想对人生的坎坷释然，很想自己的人生一帆风顺，很想像被贬前那样天真单纯，在乡邻面前写文作赋。如果他不是一个谙熟儒家思想的儒生，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思想包袱，不会再想着什么忠君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