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也不会卖国。
他的这些话，显然出格了，可以说是反共言论。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对他的这些话，加以转载。当然，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全国共讨之”。
接着，《人民日报》又在六月八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六月五日、七日的党外教师座谈会。会上，汪金丁等对葛佩琦进行了批判，但是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人民日报》第二次报导了葛佩琦在六月五日党外座谈会上的“反共言论”：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葛佩琦的这些话，空前激烈，空前尖锐。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顿时传遍了全中国。连台湾报纸都醒目报导葛佩琦的这些言论。葛佩琦就是这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一下子“名震全国”的。
葛佩琦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性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上海《文汇报》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批判葛佩琦的报导中，写及葛佩琦在批判会上的态度：
“葛佩琦仍然坚持说，他是向党进忠言，出于好心，并且强调他的发言，一部分是别人领会错了；一部分形容过火；一部分感情冲动脱口而出。”
应当说，葛佩琦的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笔者在二十多年后采访葛佩琦，他也是这么说的。
也就在这篇报导中，按照“挖老根”的“惯例”，揭露了葛佩琦的“丑恶历史”：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
哦，读了关于葛佩琦“丑恶历史”的报导，人们明白了，葛佩琦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来。这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树有根，水有源。”
不过，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这样的报导：
“葛佩琦曾经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任继愈等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深切悼念他们的老战友、中国人民大学着名教授葛佩琦。”
“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回顾了葛佩琦一生传奇般坎坷曲折的经历，高度赞扬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同样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同样是关于葛佩琦的报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九三年的报导，简直有着天渊之别！
葛佩琦向我诉说了内中的缘由：
“我原名葛畔珩。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洛阳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奉命以国民党‘少将督察’的身份，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为杜聿明。我在那里，不断把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交给我的单线联系者、中共地下党员李年，由李年交中共东北秘密电台发出……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李年被捕。从此，我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