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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中出了个“大右派”林希翎之际，在教师中又出了个“大右派”葛佩琦。
葛佩琦本来和林希翎一样，毫无名气。他只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名讲师。
葛佩琦成了“大右派”，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即席发了一篇“惊人”的发言。
所谓“城内”，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城内张自忠路，另一部分则在北京西郊。
所谓“惊人”，是由于他的发言远比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要厉害得多。
笔者为了查核葛佩琦那篇“惊人”的发言，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起，多次采访了葛佩琦，也去中国人民大学多次查阅了原始资料。
葛佩琦的这一发言，最早见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人民大学周报》（第一四八期）。
葛佩琦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天之后——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摘载了葛佩琦的发言。这是葛佩琦头一回上《人民日报》。
葛佩琦的发言，一下子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可以说，葛佩琦的发言，达到了“最高峰”！
我从《人民大学周报》上，查到葛佩琦发言记录的全文。
葛佩琦发言的开头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奇怪：“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
他参加的是“党外人士座谈会”，这表明他并非中共党员。可是，他怎么曾“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他为什么用一个“混”字？
这一历史之谜，后来笔者听了葛佩琦的长篇自述，这才明白内中的一肚苦水。此是后话。
葛佩琦在讲了那句令人费解的话之后，这样说道：
“因为平时不接近领导，事不关己不问。所以今天很难提得恰当。从几天运动以来，养成了明哲保身思想。因为，同志们在一起交谈，就被称之为小广播，再甚之，为自由主义。这样之风，形成了人们思想不开放。我个人是不关心学校的；但是，别人也应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要养成这个样子呢！”
听得出，葛佩琦带有很大委曲情绪说这些话。
他开始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提意见。他说：
“学校的基本矛盾是领导上骄傲自满，而没完成中央所交任务。”
“我校领导是：有职有权而无能。自己没有办校经验，又不依靠中国的专家。”
“领导方法不像个学校领导，而像县政府对农村，层层领导，一切都是命令。”
他的这些意见，还算一般。接着，他的话慢慢尖锐起来：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那里去了呢？被干部们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葛佩琦接着又说起令人费解的话，表明他似乎过去做过“地下工作”：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为是组织给的任务。
在说了这些话之后，葛佩琦变得颇为激动，终于达到了“最高峰”：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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