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C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利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
江河有源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达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发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动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此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成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一一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用、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要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一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我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