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坑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能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见到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才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方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已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的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