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时：“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伙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者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菜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出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活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活，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从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