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渭北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游行示威，砸国民党党部。西安市学生包围南京来的要员的住宅，驱逐戴季陶，并烧了汽车，使他感到民众抗日情绪日增，正是发展武装的好时机，积极主张发展抗日力量。但省委领导受左倾路线影响，搞关门主义，拒绝统一战线，白军进步军官来商谈合作，不予谈判；把富农和地主一样打击，分配中农财产的“左”倾路线指导下，使革命误失了良机。
11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决定正式成立陕甘人民武装，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在陕甘边组织领导武装部队。高岗向省委汇报了南梁组织活动情况。省委根据高岗的陕甘情况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领导的独立武装。12月，高岗回到新堡传达省委指示。指示说，根据“9·18”事变后全国和西北革命形势的变化，省委决定部队脱离国民党部队，单独搞武装，并经整顿南下，扩大到关中交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省委还决定拉出来的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2月底，部队离新堡、悦乐，沿武子岭南下，行至庆阳六寸原，击溃了陈圭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到达正宁县柴桥子村驻扎，以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和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一次提出反帝抗日的口号，打出了反帝抗日的旗帜，对敌人震动很大。经过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长期的奋斗，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反帝抗日武装部队胜利诞生了。子长、志丹任正副指挥。下辖两个支队，高岗任二支队第二大队指导员(亦称政委)。“同盟军”成立时，发出通电，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救国。部队在短期内发展到500多人。
同盟军成立后，在三嘉原上和杨虎城部队第一次交战，旗开得胜，击败了杨部的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战马，大长“同盟军”的士气，对当地群众鼓舞很大。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驻扎期间，高岗回省委汇报“同盟军”建立情况，部队边整训边宣传群众，打土豪，筹经费，扩充队伍。在整训中，一支队和二支队的意见发生一些分歧。为春节准备年食，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赵二娃(连壁)带部分队员出去打土豪，在永和集市上赶了一些羊子、牲畜，违犯群众纪律，影响很坏。腊月28日，部队开拔时，以整纪为名，执法队和警卫队领导指挥开枪打死赵二娃、二支队第三大队队长谷聚山、中队长王某某和战士周毛牛，打伤二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白冠五等，并将二支队的武器全部收缴。指挥部宣布解散二支队，刘志丹的枪也被收缴，令干部离开同盟军。这件事未同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商量，是荣子卿等人的荒唐决定。第二天(一说当天，一说第三天)，一支队队长师储杰拉走近200人投奔杨虎城部队。致使同盟军500多人的一支革命武装锐减至100多人，蒙受极大损失。“三嘉原事件”在领导之间、官兵之间、干部之间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西北历史上争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85年，中央对这件长期争论的问题作出结论。结论指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几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多数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马锡五、刘景范被勒令离开部队后到职田镇的第二天，恰好高岗汇报工作后带着1932年1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夹在小说中)，以省委特派员返回“同盟军”指挥部，路过职田镇，马、刘二人将“三嘉原事件” 给高岗作了汇报。高岗赶到部队将刘志丹枪还给本人，协助指挥部整顿和收归了一部分队员。
“同盟军”成立不久，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部队尽快打出红旗，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要求部队改编后，向渭北平原挺进，在靠近西安附近建立根据地，威胁西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高岗回省委后不知道三嘉原的事件。他返回来和一些人在执行省委指示时，不同意部队尽快改编，因为部队刚建立，装备不良，在“三嘉原事件”中蒙受损失，力量减弱，思想素质差，发展巩固一段时间再改编，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向平原地区进军，指战员意见更大。可是，省委坚持“一省数省”的左倾路线，随后派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到部队监督执行省委的改编指示。
1932年2月12日(正月初六)，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西北反帝同盟军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天，在三嘉原细咀子的锦章村群众的打麦场上，召开军人大会，全体指战员脖子上系有红色的“牺牲带”，战马披红挂彩，大会主席台上搭着彩棚，横额上写着“中国工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