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擅长唱红色歌谣。红军内部还设有专业文艺宣传队、报刊等，营、连还设有专职宣传员或“山歌队”。红军山歌队或在战场上用歌声瓦解敌军，或在生产时用歌声相互鼓励，舒缓压力，或到农村用歌声感化群众，赢得支持。红军每到一处都要组织群众教唱革命歌曲 ，其创作十分活跃。这种以歌为枪的战斗方式得到了民间极大的回应。
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肯定曲艺的价值与地位。瞿秋白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因为当时中国大众中“识字的人极少”，所以“革命的大众文艺，大半还需要运用旧式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说书、演义、小唱、故事等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因此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一批一批地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曲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谋一个职业”，占领并改造这些“大众文艺产生的地方”，而他自己也是带头创作曲艺曲本， 如《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十月革命调》等。
苏区红色歌谣多为即兴应制，难免粗糙层次低。但亦有不少经典流传。如以上的《十送红军》、《八月桂花香》等。1936年10月18日红军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产生的歌曲《庆祝红军大会合》。这些作品歌词生动朴实，大都采用民歌、古曲或其他中外歌曲的曲调填词而成，朗朗上口，非常易于流传。其中，还有紧密结合某一战斗和军事行动的战歌，如《再占遵义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打骑兵歌》等等。
瑞典研究者傅正明在《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中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歌谣，总的来看，“没有给整个中国文艺史留下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历史是真正的检查官。文艺史的篇幅有限。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统统从文艺史上删除抹去，不留一丝痕迹。”也有人研究说红色歌谣仅仅是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号子”，而且这种歌谣也过于血腥，其除了启蒙性的革命内容以外，甚至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和创造性。红色中国曾经有过几次歌谣盛况，在江西时期的苏区、延安、文化大革命都爆发过。这似乎与毛泽东的政治性格有关系，他坚持知识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工农甚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老师。这些当年的红色歌舞文化及其继承者至今仍活跃在电视舞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娱乐。也没有，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傅所称的“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从文艺史删节去，不留一丝痕迹的情况。”
《红星》报、毛泽东长征诗
在长征中，《红星》报是红军唯一的官方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负责编辑。《红星》报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七律·长征》书法，作于1962年4月20日。这首诗创作于1935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之际。长征是毛泽东一生诗歌创作的旺盛期。短短1年多时间他写出了《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3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 《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诸篇诗词。这些诗词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 。
毛泽东三十年代书写的《七律·长征》，毛泽东长征时期写的字，是一种非常倾斜的字，决非常人所惯的四平八稳，个性化极强。对于《七律·长征》，毛泽东非常偏爱，他一生中书写过这首诗至少5遍，每次都不一样，各有风貌。但似乎每一遍都不能使对书法颇为自负的毛泽东自己感到满意。他还曾对《长征》进行多次修改，例如诗中“金沙水拍”，原作“浪拍”，因与“腾细浪”的“浪”字重复，改作“水”，却又不得不与“万水千山”之“水”重复；此句后三字原作“悬岩暖”，后来在正式发表时改作“云崖暖”。而顺数第二句中 “千山”又与倒数第二句“岷山千里雪”重复。更显眼的是首句“红军”与末句“三军”，两个“军”字放在同一位置。这些字词上的小问题让毛泽东一直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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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重演“长征”的大串连运动，持续时间大约半年。高峰期则在1966年10月，正是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之际。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并没有把大串连与长征联系起来。当时参加文化革命经验交流的主要是各地方到北京的上访人员以及去各地帮助“破四旧”的北京红卫兵，出行依赖的是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这种串连交流革命经验的行动后来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