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肩并肩，以整齐划一的节奏 和步调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现红军与藏民的团结与友谊。
1936年6月27日，红军的报纸《红星》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接二连三的晚会》的文章，这样写道：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举行干部同乐会，晚会上，有两个方面军的文艺演出，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跳舞，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名角表演的“十七个”的名剧，有“猛进”剧社的表演等，整个“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红一方面军篮球队又同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了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不很高，但活跃的精神“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红色健儿的大好身手！”红军战士最常见的体育活动是篮球，只要有条件，红军都会搞几场篮球比赛，譬如在遵义和当地学生也举行过篮球友谊赛。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红军之父朱德的一次当众跳舞表演。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到达陕西保安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轮到朱德出节目时，大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大步走进场子中央，将羊皮大衣一脱，翻过来往身上一披，将长袖往腰间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红军新编的藏族舞蹈《雅西雅舞》，这引起全场轰动。
过雪山草地以及整个长征途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如胡底、钱壮飞牺牲了。红二方面军宣传队牺牲很大，其中李云安才16岁，他行军途中背上许多乐器，牺牲时还把月琴和五张唱片紧紧背在背上。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后 ，宣传队原来的57人只剩下11人。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其他知识分子也纷纷执笔创作，如林伯渠写了《初抵吴起镇》，陆定一、贾拓夫合写出了《长征歌》，萧向荣的《长征曲》，黄镇的《红二十五军五个月斗争歌》 等诗歌。
红军到达延安以后，“红色戏剧”在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里得到了发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时，观看过当时新成立的“人民抗日剧社”和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的演出，他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观看演剧的情况：“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这是一个西方记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戏剧”。
长征期间的红军大学政治教员成仿吾，当时已经是成名作家，他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创造社”三杰。《雪山草地行军记》作者杨定华回忆说在长征中见到他完全是士兵的装扮：破旧的棉军衣，腰束皮带，斜挎干粮袋，手持着一枝手杖。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文学家。
红色歌谣
《十送红军》原版全歌词 江西民歌原作者/佚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十送红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反映红军长征歌曲的代表作。这首民间的山歌以一年轻女子的口吻将对那支浪浪军队的怀念之情抒发得如爱情一般令人感动。红军自诞生起，因其工农的背景，就与民间歌谣有密切的关系。在红色知识分子的改造下，各地民歌也自此有了革命的气质。
早在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有明文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搜集民歌作为红军教材，其作用红军将领们相信“可以激发 起军队和人民积极投身参加革命的热忱。”
中央红军长征时，彭雪枫率领的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就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