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

    黄子文同志牺牲已四十年了，回忆和他相处的日子里，那共同经历的战斗情景，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七年牺牲，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九年。他被敌人逮捕过，被“左”的路线迫害过，在革命的征途中历尽了艰辛、挫折。但是，他的革命信念却没有动摇过，革命意志没有衰退过，手中的武器没有放下过，生命的最后一息是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停止的。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厂，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黄子文同志虽然牺牲了，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一九二八年腊月十五日，我在富平美原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听刘树模（铁山）谈到黄子文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子文为了给党筹集经费，建立革命武装，和中共三原县委军特科的同志订下“苦肉计”，让他们假装“土匪”，把子文绑到家中拷打，子文装着号啕大哭，央求母亲把家中的大烟土拿，出来。这样，子文母亲不辩真假，为救儿命，拿出了家中的六、七百两烟土。事后，子文把烟土卖的钱交给了三原县委。当时，我深为子文这种革命精神所感动，虽未见其人，但他已成为我心中的“传奇人物”。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到渭南县委机关（辛市乡田村木匠刘平娃家），幸遇黄子文，他也是来这里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的。经张蔚森介绍，我才认识了子文。只见他一身的农民打扮，中等个子，显得很精明强干。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心是要求在灾区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渭北以武字区为中心。黄子文会后返回武字区，还带了十多板步枪子弹。

    一九三零年阴历二月十六日，省委书记杜衡到榆林巡视工作，我领他到团特委秘密机关。我当时是陕北特委书记兼兵委主任。不几天，杜衡接到省委秘书长焦维炽的信，说子文出狱了。杜衡向我叙述了子文被捕的情况。

    原来子文在二九年组织筹赈会，打击地主豪绅，分粮救民。地主豪绅怀恨在心，便串通当地驻军将子文和他大哥黄子祥逮捕，关押在三原县城监狱。子文入狱的第二天，被敌人吊在屋梁上拷打，用烧红的炭铣烙烤。提审他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骗敌人说：“我连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敌人多次审问、拷打，他始终不变口供。以后，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将子祥先放了让其出去筹钱交款，再放子文出去。子祥出狱后，在家里人和群众的协助下，花了很多现洋，才把子文赎出狱。

    后来，我见了子文，问起敌人烙烤他怕不怕，他风趣地说： “炭越烧的红，越不必怕，因为末稍神经烙坏了，便不感觉痛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

    子文那次出狱后，并没有因此停止革命斗争，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意志，继续领导武字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六月。、他和省委派来的陈云樵一起，在武字区组织了“灾民自救军”，他任政委，陈云樵任总指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影响很大。

    一九三零年六月（农历），我参加了省委在蓝田巩高村小学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会上黄子文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军事部主任。不久，子文领导的灾民自救军因张成义叛变而失败。农历十月，子文来西安找省委，张资平引他见我。子文穿一身黑棉衣，他说赵寿山团派人抄了他的家，无法活动，不知如何办？我和张资平商量决定，让他去天津北方局。因当时由杜衡、李芾南、杨珊组成的陕西省委代表团去天津北方局开会，留西安的吉国桢代理书记。吉国桢、张资平三人组成省委常委会主持工作，有权决定这个问题。于是，我又找省委秘书长焦维炽同志商量后，通知子文和其爱人李盛云同去天津北方局。子文将盛云骑的骡子卖了一百二十元做路费，去了天津。

    子文到天津后，被安排在北方局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北方局派他去山西组织兵变，李盛云留在天津。子文到山西后，先和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接了头，让他去高桂滋部队搞兵变。子文在第二次去高桂滋部途中，听说高部一个团已经兵变，改为红二十四军后，遭敌袭击，去向不明，他只得返回石家庄。后来，刘天章又决定让他去汾阳找拓克宽，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夏，子文和拓克宽在那儿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子文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游击队政委，拓克宽任队长。九月，晋西游击队接山西省委指示，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一九三二年春，陕西省委指示子文回武字区工作。此后，他曾任陕甘游击队政治主任、渭北特委常委、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

    一九三四年清明节后，我和黄子文在西安秘密见面，我们住在四府街四十八号。这时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刘志丹股匪攻占黄堡，有迫击炮、机关枪甚伙”等语。我兴奋地递给子文说：“还是北上。”子文说：“黄堡镇在耀县北约二、三十里处，周围的地主、土豪多逃在这个堡子，民团约有六十多枝枪，去年腊月我请假回西安养病时，部队尚没有机关枪和迫击炮。”我断定地说：“黄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