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

    我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农历七月结婚的。当时他家有母亲、兄嫂、姐弟、侄儿共八口人，耕地三百余亩，大小农具齐全，在三原县武字区算一个富裕之家。

    子文的父亲黄铭（黄敬庵），早年参加同盟会，为维护地方安全，辛亥革命前组织了“农民自强社”。靖国军建立后，他曾在曹世英部任职。他为人和气，常接济农民，人称“黄善人”。我和子文结婚时，老人已去世多年了。

    母亲王氏，是个通情达理的家庭妇女。她当时对子女的革命游动虽然不太理解，但从不阻挠，她相信儿子不会于坏事。因此，凡是子文带来的人她总是热情接待，对儿子要干的事总是予趴史待。我们结婚的前几个月，子文要捐七石粮食赈济灾民，她二话没说就让装走了。

    大哥黄子祥，毕业于韶关武官学校，后在赵寿山部任团副驻守三原，和地下党常有联系。他于一九二九年回家投入了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入党。曾任红军二十六军四团团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二年去大姐黄剑仙，大革命时期和地下党员薛明藩结婚。

    二姐黄侠仙，一九二八年入党，先后在泾阳、三原、同官搞妇女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在石家庄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

    子文在三兄弟中为二，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在西岳庙小学上学，一九二三年到三原县中就学。学生时代他爱踢足球，好打抱不平。一九二六年他去上海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后来在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子文对我讲过，他一九二七年回陕时，因无路费，曾找父亲的好友于右任先生才得以资助。回陕后，子文一直为党积极工作，直至牺牲。

    回忆我与子文结婚后的革命斗争生活，深深感到他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虽屡遭挫折，都没有使他丧失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二八年，为配合渭华暴动，以他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斗争，虽然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但他在挫折面前没有退缩，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他在武字区组织了筹赈委员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筹粮济民活动。九月，中共三原特支成立，子文担任了特支书记。

    子文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三零年正月初四日，三原驻军魏风楼突然带人闯入我家，以子文组织灾民扰乱社会秩序为借口，抢走了衣物、银元，抓走了子文和大哥子祥。后来母亲做主卖了一百五十多亩地，又向亲朋求借，凑了八百块现洋和四、五百套军服，托人才将子文兄弟保了出来。子文一；出狱立即派人四处拉关系、买枪枝，武装革命力量。子文在渭北开展革命活动的事，引起了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这年五月，省委派西府巡视员陈云樵来武字区配合子文发动灾民，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他们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陈云樵为总指挥，子文为政治委员。这支革命武装在武字区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砸区公所的活动。七月，省委蓝田会议选子文为候补委员，任省委军事科主任。八月间，当游击队；在东去大程途中，由于土匪出身的张成义（刀客遂儿）叛变，使子文等同志组建的革命武装遭到很大损失。事后，陈云樵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渭北情况，请示办法。子文留在武字区召集星散了的游击队员，以便重新组织革命武装。

    一九三零年十月，由于革命武装力量遭受挫折，敌频繁围剿武字区。经省委张文华等同志介绍子文去天津北方局。子文让我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建珍寄养在我娘家，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骡子作路费，我和他同行到了天津。

    当时北方局的联络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内，我给联络站的七、八个人做饭、看门、放哨。子文在北方局军委工作。这年冬，子文被派往山西搞兵运，我被留在天津。在这里，我由一个四川同志介绍入了团。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机关被破坏，我和其它七个人被捕。八月，我被转押北平狱中，九月生大儿北平。十月，因敌人拿不出具体证据，我被保获释，住在关中会馆。北方的地下党组织让我在成长会馆见到了在北平美院进修的二姐黄侠仙。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姊妹的最后一面。

    这年十一月，子文来北平接我们母子回陕。这时，我才知道子文到山西后，组织了一支晋西游击队。八、九月，他们西渡黄河到了陕北。这次他到北平接我，是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让他来的。在北平，子文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俩劝我回三原武字区搞革命工作，因我要求在外地工作，不愿回家乡，子文只好先回陕西，随后乔国桢同志又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回陕西。我虽不知他当时的身份和职务，但觉得他是代表党组织与我交谈的，自己不好再坚持个人意见，决定回陕。

    一九三二年正月，我回到家乡武字区。子文这时在陕甘游击队工作。

    一九三二年秋，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子文担任主席。后来武字区遭到六县民团围剿，子文便离开武字区和张文华一块到富平找我，商量一块北上。这时已是一九三三年春上，我因有小孩，无法同行，他们就将我母子送到渭南张文华家中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