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本不易攻克，而居然打下，证明我们部队战斗力很不错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武字区。第二天，经白耀清介绍我见了淳化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叶某（忘了名字），他是到西安看病的，我向他打听了去北边沿路敌人的部队情况。第三天黄昏，我和子文、耀清等人从草滩过河，路上耀清说叶指导员告诉他，子文被红二二十六军开除党籍了。我听后让耀清先不要告诉子文，可是子文早就知道了。一会儿他反而对我说：“红二十六军把我党籍开除了。革命不计较个人委屈，我组织游击队，是为着工农大众的解放。”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贵品质是多么可贵呀！第四天晚，我们到了武字区。在柴尧坡住下，子文安排王启德接待了我们。到武字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集合了十二、三个人，拿着王泰吉起义时留给武字区的三支毛瑟枪、一只小八响和一支盒子枪，上了嵯峨山的二台子。在二台子，我们选子文当队长，恢复成立了“渭北游击队”。十多天后，我们来到七碣石，见到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和总指挥王安民，他们发给渭北游击队十一条步枪，每枝枪还配备给两排子弹。第二天下午，我们决定回武字区。夏至将临，夜短天长，因走错了路，天明前才到陵前北边。第三天，子文同白耀清去西安。过了七、八天，子文同蔡子伟、许国琏、张静文（女）一块回到武字区。晚上，我们十六、七个人又上二台子宿营，当转到七碣石时，正是早饭时间，突然传来枪声，我们即向东运动。到东坪附近，碰见张仲良率领的特务队，才知他们在白家山遇到了敌人，总指挥王安民在战斗中阵亡。由于王安民牺牲，子文被公推为第三路游击队代理总指挥。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第三路游击队北上开会。我和许国琏去西安买枪，在西安遇见了盛云之弟李盛弟。他对我讲：子文被高岗扣押，志丹辞职。于是，我把买到的枪和子弹转移到三原同官张李盛云他二哥家，继续打探子文的消息。
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任书记后，派董老二、张老五到西安、三原寻找我。农历九月十四日晚，我同张老五蒲儿一块北上第三路游击队秘密根据地七碣石。农历九月二十七日，黄子文由南梁陕甘边苏维埃开完代表大会回来，向我叙述了代表大会情况和高岗扣他的情形，并要我任边区南区苏维埃办事处秘书长。十一月二十日，我被正式调任陕甘边苏维埃任政治秘书长。
一九三五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左右，我军与马鸿宾部队战斗受挫后，习仲勋主持会议部署打击敌人，让我以特派员名义到南区调红一团到太白阻敌。我到小石崖，一团刚战斗失利退回。我只得北上太白附近的黑水寺地区，调富县的游击队与甘泉游击队配合。在那儿遇见了张仲良，他说红一团可能退到淳化悟空洞一带了。于是我与仲良一块南下找一团。几天后，在淳化寻到一团和淳耀游击队。我与仲良逐决定将两个主力连重新编制充实，由黄子文任团长，由贾维义和从胡宗南部起义过来的马连长任团副，我任政委，仲良任顾问。同时决定由子文、仲良率军向礼泉、彬县地区出击。在礼泉叱干消灭敌人一个民团，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一九三五年九月，陕北肃反时，子文回到甘泉县洛河川，被错误地逮捕关押。十月，毛主席到达吴旗镇，子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得救。子文被中央保卫局安排到瓦窑堡中央兵工厂工作。
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后方红军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学校政委袁国平同志调子文到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设在瓦窑堡）。九月，党中央迁到保安，红军学校随迁到保安。不久，红军学校又迁至甘肃环县曲名镇。这时，贺龙的教导团及红四、六军红军大学也到这里，三方面在木钵镇合编为中央红军教导师。十二月底，教导师迁到庆阳城后，把一团的两个连编为政治连，我任一连政治教师，黄子文任二连政治教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陇东特委成立，袁国平任书记，让我和子文等20余人留在地方工作。子文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时，改名为王文。
一九三八年，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通知我、黄子文和柳青等回延安。子文怕又遭高岗报复，便向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请假，于五月回到三原武字区。八月子文去安吴青训班学习。一九四零年夏，子文回到边区，省委调他到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下农村搞社会调查，还到范文澜主办的研究院政治系研究了半年中国各党派等专题。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西北局对子文作有历史结论，并决定恢复子文的党籍。但是就在决定即将发下来时，子文却在高岗找他谈话之后离开延安。这是四九年西安解放时，习仲勋在西北局对我说的，张邦英也对我说过这件事。
子文从延安回三原后，于四三年农历二月初六夜，与一个马列学院的学生一同到渭南我家找我。我当时在中央政治保卫局西北情报处（吴德峰任处长）做情报工作，子文不知我的真正身份，我们一直谈到天明。他说：“魏志毅现担任省保二团团长，想活动一个守备司令，让田裕国几次找我，为的是要我将武字区保甲武装拉出去编为一个大队。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