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说明某些具体困难时引用一两个，不宜集中起来印发，否则会使人误解为只讲困难，只讲了‘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贾拓夫同意了这个意见。为慎重起见，没有公布这些实际调查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这些生动的倾向性问题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出台”，但在后来批判他时，还是被当作“反党罪行”加以“揭露”，说是“专门收集阴暗面”，甚至把赵家梁的劝阻，也当作“包庇、掩盖贾拓夫的罪行”，对赵家梁进行了批判。
从天津回来，各地生产的紧张情况又陆续集中反映到计委，经济形势越来越严重。不仅一再修改的1959年计划仍无法完成，而且由比例失调造成的全面紧张，也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局。此时的国家计委究竟应该怎么办？贾拓夫又在党组会议上尖锐地提出看法。他说：
“当前主要的问题，本质的问题，一是按比例和高速度之间怎样协调？二是多快好省如何兼顾？三是后备如何处理？四是配套要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不解决，工作难于继续。”
“平衡不平衡？要不要平衡？有些问题要认真搞清楚，回避不了的。要不要条件？我看唯条件论不对，无条件论也不对。”
“要不要算账？只算死账，不算全面综合的账实际上不行，不算账不是搞计划。”
“经济工作有没有必然性？认识不到规律怎么行呢？”
“主观能动性，不认识这一点是机械唯物论；过分地强调以至夸大它的作用，也是唯心的。”
“按比例和高速度，究竟是一致的，还是也有矛盾？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看待和处理两者的关系？”
“需要与可能，两者关系究竟怎样处理？”
“群众路线要贯彻，这是总路线精神。但是主席讲多谋善断，又应怎样理解和贯彻？”
“现在计划工作极其被动，一再调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上面这些问题不统一认识，计划的被动局面是难以扭转的。”
他还直接提出：“当前是对现有生产能力估计偏大，这涉及到计划的基础。1958年以前有保守，在于对物质技术基础偏重了，对于主观能动性估计不足；而现在则是对于物质技术条件估计不足，而对人的估计又偏高了。”
“制定比较适当的计划，当前要具体地解决：对现有生产能力到底怎么估计？对新增的生产能力到底怎么估计？对小土群究竟应该怎么估计？这都是大问题。不定量地、相对准确地做出估计，就无法解决问题，取得主动。”
“我看指标高低不是绝对性的问题，潜力挖出来，完成指标向上增加，气势顺；如果估计过了头，完不成，又要下马，气不顺，损失更大。”
为了解决问题，他认为还要把总体的情况进一步摸清楚。在他看来，全面的紧张，比例关系的失调都与钢铁指标订得过高，钢铁“元帅”“一马当先”，其他都得让路有直接关系。他和宋平谈过之后，亲自找来国家统计局的王思华副局长和工交司重工处处长黄海等人，他说：“大炼钢铁应很好地总结经验。国家统计局应该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有关大炼钢铁的统计资料，向中央反映。大炼钢铁，不仅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和技术账，不这样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前我们对小土群、小洋群炼钢铁是保护的。但是如果它们长期亏损，则难以为继，国家不能长期负担这种亏损。”他希望统计局把1958年以来有关钢铁工业产量、质量、消耗、效率、成本、利润及有关比例关系方面的资料收集整理个材料出来。统计局按照他的意见，整理了一本《关于钢铁工业几个问题》的资料。贾拓夫审阅后认为，资料反映了实际情况，是有价值的。于是经他批准，以国家计委办公厅和国家统计局的名义，上报中央政治局。
宋平在与贾拓夫谈话之后，也向廖季立等人出了个题目：“紧张形势从何而来？”廖季立根据当时的形势，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篇文章由贾拓夫修改，印发给计委党组。党组会上，廖季立还念了，并作了说明。那时，李富春认为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陈云看了后十分重视。但是，这些做法后来也都成了批判内容，文章、资料被指责为“反党炮弹”。上面提到的有些人，也都因此而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1959年5月份，中央意识到不做进一步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研究摆脱几个月来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实质的问题，还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指标问题。陈云亲自到计委召集扩大的财经小组会议。他开始就明确地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这个指标调整的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他说：“是否请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看要稳住阵脚再前进。
“第二，质量、品种同数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