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第三，重点和一般的关系。
“第四，今年和明年的关系。今年少些可能好一点，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
李富春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
1．比较可靠的阵地是什么？可靠的是钢产量1250万吨——1300万吨（钢）。
2．可以争取的是多少？可以争取到1400万吨（钢）（比上海会议1650万吨（钢）有距离）。
3．存在些什么问题？讲到了钢铁内部、外部，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等。
薄一波讲到：
1．同意调整到1300万吨（钢）。
2．还是要落实必要的条件，否则这个指标也不简单。
3．钢材要实事求是，争取到多少就算多少。
4．具体做法要注意，既要落实可靠，又要鼓干劲，不能泄气。
5．要解决目前经济中某些失调现象。讲到了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贾拓夫也具体讲了实际情况，指出：“上海会议回来后，情况逐渐明朗，觉得指标高，完不成，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影响。1—4月份的实绩已是客观存在，只能从现实基础出发。就目前铺的局势看，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推拖，需要当机立断。要考虑到雨季的问题，生产维修、生产和生活等方面，不能不考虑退到哪条线，退到不能再退的程度。现在还不只是钢铁本身能力的问题，数量、质量、品种的问题，而是影响全面紧张的问题。所以，退到1300万吨（钢）势在必行。关键是钢材，先把钢材分配定下来。”
经过6天紧张的会议，陈云还找了许多同志个别谈话，最后决定，按1300万吨钢的方案报政治局研究决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
贾拓夫立即组织几个人连夜起草报告。他亲自起草第一部分关于形势的分析，从6个方面阐明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严重局面，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根据所在，把当时的困难形势讲得很透彻。他的思想很明确：“我是共产党员，我应当向中央反映实情，要负责任。”他写完已是半夜，交打印后便回家休息。他走后，李富春看了贾拓夫的稿子，认为不能这样写，嘱人按他的意见另行起草第一部分。李富春的意思是不能把形势写得太刺眼，不能让人感觉到“漆黑一团”，产生悲观，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
报告按李富春的意见修改后，于第二天直送政治局，贾拓夫虽然对没有把问题讲透存有遗憾，但他还是尊重李富春的意见。他觉得即使说得不那么透，但如果中央批准了调整的意见，实质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心情还是好的。尽管他当时的观点被历史事实证明不仅没有讲过头，反而还嫌不够，但他和许多人并不曾想到，这些正确的意见，后来竟成为“反党的机会主义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一些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好心人，事后惋惜地说：“贾拓夫是‘失之于天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书生气多而不够老练。”这种议论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如果人们都那么“老练”，事情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倒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经验”呢！
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贾拓夫，当时的事实则是：中央政治局及时认真而又严肃地研究了计委的报告和陈云提出的意见，最后批准了计委报告的意见，把1959年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钢材降为900万吨，把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从1200个降为780个。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先后讲了话，都同意调整。
邓小平的意见是：赞成陈云同志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的阵地，然后再前进。他说道：搞1300万（吨钢）、1400万（吨钢），还是1500万（吨钢），实际意义不大，不要再争了。问题是到底能搞到多少？五月份钢的日产量始终维持在31000吨，今年1300万吨（钢）也并不轻松。实质问题最后还是表现在钢材上面，实际没有那么多，开空头支票不好。要定多定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人心思定，不管多一点，少一点，要先定下来。
他说：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指标定得蛮大，最后不落实，分不到东西；第二种方法是落实的，落实后再前进。后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
这样做是不是机会主义？不是，不但不是机会主义，不这样做反而错误更大。
四大指标公布以后，一直比较被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指标退下来，摆脱被动局面，退而后进。计划大，专案多，半成品多，结果积压多了100万吨（钢）。因此，如果按第二种办法做，决不是机会主义。
他还说：现在没有哪个劲儿不够，没有哪个懒儿不想干。过去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刘少奇插话：“过去存在主观主义。”）现在这样做可以争取主动，能达到更高、更好。
是否妨碍多搞一点呢？不会妨碍，能超额当然更好。因此，同意就依照900万吨钢材先分840万吨，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