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安、廖再考虑更现实一些的意见。后来出了一个1650万吨（钢）方案报大会，另搞了一个1500万吨（钢）的方案，送李富春、贾拓夫。贾认为，能搞到1500万吨就很不错了，但还没有把握。
上海会议期间，责成贾拓夫主持起草1959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文件。他主张把形势讲清楚，并写了一段有分析、有观点的内容，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指出不能只讲积极性高，也要看基础和条件，不能留缺口，还是要考虑综合平衡。李富春在审阅时明确讲：“不能写这个内容！不管谁讲的，现在要听我的。”
这时候，贾拓夫已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绪，一贯谨慎，不多说话的他，话也多起来了。他在有各部领导参加的会上，对有些部门在指标问题上不负责任提出质疑。私下里，他也开始和与他意见比较一致的个别同志议论那种不切实际、不实事求是的毛病，这自然联系到具体人，也谈到“富春有明确态度，不好办。”
上海会议回来后的一天，李富春开玩笑似地对贾拓夫说：“我们两个一个热，一个冷，一个看涨，一个看落。咱们两个竞赛吧！”时至今日，对形势和计划指标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国家计委这一、二把手之间有些明朗化了。也许李富春当时站得更高，看到了更深层的政治倾向问题，更有经验一些；而贾拓夫则失之于过于“较真”，更多地只是看到经济工作本身的问题，显得经验不够。但无论怎样看，当时这种情况无疑是对贾拓夫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和困难，同时，也预示着一场风波可能要到来。
上海会议最后确定，把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到1650万吨，当然这个任务仍不轻松。中央要求继续鼓劲，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毛泽东主席一方面要求周总理组织、督促实施，一方面责成陈云再进一步摸清指标问题。国务院决定派出几个由各部领导参加的小组，分赴各地督促检查钢铁生产，人们叫它“督钢小组”。贾拓夫带队负责华北片，与国家经委、冶金部、一机部、化工部的负责人一起到了天津。他这时想的是如何认真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同时在实际当中，从实实在在的生产单位和生产管理部门进一步调查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此，他在途中向兼做秘书的赵家梁交待，把实际接触到的具体问题一个个地记录下来，每个问题搞一个卡片，每个卡片几十个字，以便回去整理出来。
在天津，他非常仔细地听取汇报，认真地记录下各种问题和有启发的东西。对钢铁生产情况，他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询问、检查，从矿山——炼铁——炼钢——轧材到零部件制造。不仅调查冶金生产中每个工段、每项工艺和材料，而且还了解煤炭、运输、设备维修、管理制度、库存、工人生活和劳动状况等等。不仅调查生产部门，还到使用部门了解情况。调查中，他十分注意不流露出消极情绪，而是十分具体地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按国家既定任务，千方百计去完成。同时，他还强调：
“看钢铁生产能搞多少，不能只看几个方面，要从有关的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有些外部因素影响到钢铁生产，不综合考虑是不现实的。我看，综合起来看实在不行的，就应明确地暂时放弃或者先放一放，以后再补。当前最主要的是保证重点，有舍才能有取。河北省集中力量保重点，保大中型，暂放一放小的，不争食，不分散有限的力量，这样才能保住任务。河北比全国先走这一步，好，全国也应走这条路。”
“抓任务，最重要的是抓措施。生产靠设备，要下工夫把设备正常运转和完好率搞上去。当前认真抓一次设备维修，把损坏的尽快恢复起来。只抓生产，不重视维修要伤元气，要吃大亏。只顾新增能力，不重视现有能力的发挥是不对的，是败家行为。现在第一是生产、维修，第二才是配套和新增能力，要明确这个顺序。我们不是只搞一两年生产，要把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抓生产就要抓生产管理，管理就必须有规章制度。破除迷信，不能把制度一风吹，要明确作出规定。破了制度，破对了就必须立即立新的；破得不对，要恢复原有的；需要改的，按改的先执行；要改还没有改的，先按原来的干，有了新规定再变过来。千万不能破而不立，丢而不拣。总之，没有制度怎么搞管理？没有管理，只有苦干，既不能长久，眼前也上不去。”
“干部全部上第一线，日夜苦战，轻伤不下火线，精神当然可嘉。但负荷太重，垮下来就不得了。指挥系统一垮，生产还怎么维持呢？还是要从长计较，爱护工人，爱护干部。”
“只拼产量、数量，不注意质量提高是不行的。必须明确指出：质量也是路线问题（按：针对速度是路线问题而言）。多、快、好、省是四个字，四个方面的结合嘛！”
天津之行结束后，他的脑子里装的实际情况更多，也更具体了。他看到秘书按他的意见写了30来个问题的卡片，觉得很满意，简单明了，每一条都能说明一个问题。他要求立即整理打印，提出：或送中央参考，或送各部参考，或送新华社发内参，或在计委内部传阅。当时赵家梁提醒他：“最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