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不应该估计过高，否则不利于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绝不是坐在北京，开几个会，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而需要下很大的力量，从调查研究和利用广大干部、群众和私方人员的集思广益中，找出办法来。贾拓夫组织“四办”和有关部门，对此着实下了一番大工夫。具体的情节不必赘述，单从我们看到的当时“四办”一位青年女干部孙畹珠的40本工作笔记中，就能管中窥豹。她（他）们只有20来个人，短短时间中就调查了十几个省市、几百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涉及到几十种行业。大到几百人的厂子，小到三五个人的作坊。他们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极为细致，光调查提纲所列就有几十项。贾拓夫本人也4次去了十多个省市，不仅仅是听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汇报、收集问题、征询办法和意见，还要跑到连地方干部都很少去的小作坊，亲自与作坊主和工人交谈。就这样，他们掌握了大量可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了深切的直接感受，也得到了丰富的知识。
在这扎扎实实的工夫的基础上，结合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周总理、陈云的指导下，他们逐步地提出了一套具体措施和办法，主要包括：分行业、分级纳入计划管理；充分发挥地方管理职能；工商挂钩，以销定产；条块结合，内外一致，上下协调；依靠群众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劳动者协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建立规章制度，特别是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制度，等等。他还专门与“四办”的同志专题研究了小厂的管理问题，提出了一套管理办法，并写了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进行全局性指导。此外，他们针对在加工订货时，很少考虑合营企业的情况，提出：安排生产时必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对公私合营企业，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针对较普遍地存在的排斥私方管理人员的倾向，提出一定要重视和搞好与私方的共事，要保证私方得到合法利润；针对只重合营而忽视合营后的产、供、销，提出在合营前和合营过程中，就预见充分准备生产安排，使得一经合营，生产就能顺利启动和发展，产品就能有销售渠道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解决得相当顺利和成功。除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新生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以及大势所趋等主要因素外，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和办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中，贾拓夫和他领导的“四办”以及相关部门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和推动这些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还想提到一点，就是贾拓夫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的特点。他在这一段工作中，曾向“四办”和地方的同志讲过：“具体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是必须把政治与业务很好地结合，那种认为政治工作是党委的和工会的事情，与业务工作者无关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是政治。凡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地方，业务工作也是搞不好的。”“我们要重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目前，唯心主义思想在各方面存在着广大的影响，现在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要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处理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就有这种斗争。”“我们的工作必须注意防止一般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处理。因为往往一般化了就会发生消极因素。”他还讲过：“我们是新生力量，新生力量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过去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懂得共产党人的乐观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困难，正视问题，克服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现象，要承认它是潜伏的、滋长的、发展的，这容易使我们看不到存在的问题。”
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我们看到贾拓夫的大量讲话和文章中，相当多的篇幅是讲述具体存在的缺点、错误和问题。总是强调不要把成绩估计得过高，总是要求把精力放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上。表面看起来，他似乎总是不能把成绩“讲够”，他的眼睛里总有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但深想起来，做具体的领导工作，其责任不就是要去解决那些问题吗？成绩已经做出来了，它们已经反映到事业的前进中了。但是，若不重视、不解决那些存在的问题，不管它们是几个指头的问题，对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实际的影响。可以说，这正是贾拓夫唯实精神的一种体现。
贾拓夫在主管我国轻工业期间，对于轻工业的发展及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比例，轻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行业改组和技术政策，地区布局，原材料供应和销售市场，基本建设，资金积累以及改进轻工业企业的管理，挖掘生产潜力，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反对浪费、增产节约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过大量艰辛的工作。我国的轻工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得到很大发展，建立了相应的基础，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60%以上的增长，是与贾拓夫“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