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和孜孜不倦地多谋善断、呕心沥血所分不开的。
在初步理顺轻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关系的基础上，贾拓夫十分强调发展我国轻工业必须积极依靠地方，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明确提出：“轻工业生产的技术政策是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工农业结合，城乡结合；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工业与非工业，手工业与机制工业全面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地方。”“地方工业如不依靠地方就活不了。”“我们一定要了解地方的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轻工业各口应多召开专业会议，加强技术指导。还应当在技术供应、干部培养和经营管理方面，积极支持和协助地方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基础薄弱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能力不足时，可由中央协助。”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对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和打好基础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
贾拓夫特别注意轻工业生产基础条件之一的原材料生产情况。他认为，轻工业的原材料，尽管绝大部分并不由轻工系统生产，但它们是轻工业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不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情况，轻工业生产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出现计划指标的盲目性。在向毛主席和国务院汇报轻工业工作以及轻工部的生产会议报告中，他都把原材料问题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提出来。对于现有材料的合理利用、综合利用，代用原料和新材料的开发研究，供应工作的合理安排，与商业部门的大力协作，适当而必要的储备，甚至下脚料的应用，副产品的开发，废料回收等，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每年的棉花生产收购情况，他都要亲自掌握，并告诫纺织部门不要离开原材料来单纯提高生产指标。他去外地考察，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考察轻工原料的生产情况。1955年到河南，还专门到烤烟生产地的许昌地区，下乡到田间，与干部群众一起具体研究如何增加烟叶的生产；农民提出可以变每年一茬为每年两茬，他很重视，专门指定有关同志协助研究落实。在浙江，当听到棉杆皮可利用做纤维原料时，他立即组织人员研究，帮助落实，在“四办”还专门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他的这些想法、做法，对轻工业生产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与某些工业部门，只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提出高指标，而不顾及其他相关环节的配套能力，互相要条件，轰抬计划指标，实际上妨碍综合平衡的做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1958年以后，各种高指标就是在这种轰抬的气氛下提出来的，而贾拓夫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是贾拓夫特别关注的又一个重点。他在“四办”和轻工口各部的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轻工业产品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就是说是直接关系到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轻工产品的质量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当前组织生产和规划长远目标上，都要加强质量工作。”他又提出：原材料是基础条件，在原材料紧张的状况下，更要求我们用现有的材料，生产出更多合格产品。质量不好，就等于浪费了原材料，反过来限制了生产发展。在党中央号召全国各条战线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时，贾拓夫即要求把质量问题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作为轻工部门增产节约的主要任务和措施。陈云曾建议成立质量检查局，专门抓这一关键性问题。贾拓夫即向轻工口各部进行布置，并在“四办”作出一条安排：每月研究一次质量，还为此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他还具体要求从原材料质量（包括分等级掌握使用），改善供销关系，厉行节约，改进技术管理工作，努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奖励先进、批评落后等若干方面，切实抓好提高质量的工作。
为了加强我国轻工业的后劲，贾拓夫还十分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我国没有一所轻工业的高等院校。他认为，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我国轻工业是腾飞不起来的。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大专和大批轻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名高级和中级科技骨干。
新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顺利执行，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956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业已发展了的国民经济的管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分管轻工口的“四办”与分管重工口的“三办”等机构合并，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贾拓夫担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薄一波主任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处理经济生产的日常工作。
这一年，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人增加过多，工资增长过猛，造成投资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工资的增长大大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而重工业的增长又远远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出现了原材料供应全面不足，生活资料供不应求，市场紧张，财政发生赤字。如不适当调整，以后的经济发展将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一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