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兼顾”等等。贾拓夫坚定自信没有超越党中央的政策界限，斩钉截铁地顶住了种种指责。他指出：这种论调的理论根据是所谓“无私”才能“有公”，它恰恰否定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公私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因此绝不是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正确认识，而是同中央政策相背离，是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贾拓夫就是这样，开始了他解放后坚持实事求是，又冒有政治风险的经济工作生涯。
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贾拓夫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注意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西北有50万工人，贾拓夫被选为西北总工会主席。为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他和总工会的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取消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并首先在产业工人中（铁路、油矿、纺织厂、国民党后勤军需厂等）组织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还特别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工人发动起来后提出一些一时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同时，正确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原则，使得复杂的劳资关系比较协调，稳定了工人队伍，提高了工人觉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当时的西北总工会副主席杜延庆回忆说：“拓夫同志进入西安时，忙得一塌糊涂，西北总工会又是兼职，但他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凡重要的汇报事情，他都挤时间来听。重要的工作，他亲自来部署，他不认为这是额外负担。记得1950年，推广五三厂经验，贾拓夫还专门亲自主持传播经验的大会……”
“当时，我们对工会都没有经验，因此，事无大小，一有事就去请示，而他无论多忙，不分办公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不分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从来没有推脱过，总是有求就见，与我们商讨。工会的会议常请他去讲话，他总是事先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他讲话从来都是针对性很强，从不随便讲一番套话就算了。他讲话水平较高，讲问题深刻生动，我们也总高兴请他讲，因为他的讲话总是超过我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很称职的工会领导人。西北解放后不久，各地工会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学习、生产和劳动竞赛很快开展起来，步入正轨，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复杂纷繁的各种工作中，贾拓夫还善于发现和抓住一些关键问题。他当时就敏锐地提出：要十分重视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和使用。接管西安后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在所有讨论财经问题的场合都要强调：搞经济建设离开技术人员，便会一事无成。他经常批评一些干部轻视科技和科技人员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同时，他在许多学校和技术会议上，动员、鼓励技术人员为人民服务，指出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和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危险的。
贾拓夫在西北财经工作时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处理大量的具体工作。但他又不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他很注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在他进城前写的《论转变》和进城后的一系列报告、讲话和文章中，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就是他曾一再强调，进城后，统一财经、发展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崭新转变，其困难和阻力是相当大的，不能小看这些消极因素。固然，这些困难和阻力来自敌人的暗中破坏，投机商人的抵抗等等，但是，更要看到，困难和阻力还来自本身，来自一些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他反复强调，从乡村转入城市带来的种种根本性变化，使得大家再也不能按老样子办事了，再也不能单凭经验处理新问题了。因此，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大家自身工作的重要内容，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大的错误，就会跌大的跤子。
他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政权初建时期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十分注意变化着的新情况，不断加深对问题的系统思考和理解。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他就号召和依靠下级干部这样做，集思广益，从大家的身上吸收新鲜东西。他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方法，就是亲自动手起草报告、总结和文章，而不依靠秘书和工作人员。这并不是他被称为“才子”的癖好，也不是不信任秘书和工作人员，而是用这种方法，系统整理和深入思考一些问题，以使自己的思想和对于工作的指导更切合实际需要，而又能略高于实际。这一点的确使他的工作受益匪浅，对周围的干部也颇有教益，对他成为一个合格的、胜任的领导干部，有着很大作用。
贾拓夫在进入西安到1952年秋调任中央之间，做过许多工作，对西北地区财经战线的恢复、稳定和发展，做过突出贡献。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里详细地加以记述，但是，我们还是想再提两件他所参与的重要工作。第一件是他协助彭德怀解决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第二件是他具体领导西北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
王震将军率英雄的359旅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促使新疆于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同年冬，贾拓夫随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