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新生政权立刻面临着同多种币制及实际流通的银洋、铜元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的局面。虽然，新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而且早在入城前的1948年12月22日就由当时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和副主任贾拓夫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从1949年1月1日起发行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券”。同时公布牌价，收兑银洋、铜元；还公布解放了的各大城市物价水平，以推动人民币在市场合法流通，稳定物价；但由于各种形势尚未稳定，国营商业刚开始组织，物资不多，所以，银洋、铜元很快脱离银行，而在市面公开流通，银元贩子在街上公开贩卖，造成物价上涨，使新政权不到一个月就面临第一次大的物价波动，直接威胁政权的稳定。贾拓夫立即带领政府和财经机关，开展同贩卖和使用银洋、铜元的战斗。他明令禁用银洋、铜元交易，把收兑银洋的牌价提高58个百分点；责令公用事业机关拒收银洋，只收人民币；税收机关在废除少数不合理苛捐杂税的前提下，立刻按原税制税率开征税收，在市面上检查、取缔银元贩子；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银洋债务纠纷案件；积极向市民进行维护人民币、不用银元的宣传；同时，责令国营贸易公司积极组织物资，抛售商品，压抑物价。这一系列措施很快起到作用，把银洋打入黑市，铜元完全被取缔，物价开始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扩展。
时隔不久，国民党军队困兽犹斗，反扑至咸阳和西安附近。匪特加强破坏和宣传，造成人心浮动，黑市银洋一下子暴涨3倍多，再次引起物价猛涨，已经发生不少商店拒收人民币，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在银洋问题上的斗争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贾拓夫和政府各部门配合严厉镇压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借华北的大军抵进，前线捷报传来，积极扩大宣传，同时，贸易公司组织的物资增多，向市场抛售，开征上半年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50%人民币。银行积极开展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并在黑市上低价抛出银洋，以黑市打击黑市，遂使二次波动再次平息下去。
新政权进入第三个月，银洋再次作祟，物价又上涨。但由于政治、军事形势有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继续生效，故未出现大的波动。
这几场银洋问题上的反复斗争，实际上就是同看不见的敌人的顽抗作斗争。贾拓夫深知这种斗争的实质和复杂性，所以他明确地说：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洋作坚决的斗争，要打击银洋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骤下，坚决打击银元，打击投机商人，才能收到效果。逐渐压缩银元阵地，而扩大人民币阵地，以至最后消灭银元，贯彻本币一元化。但一定要认识，这是相当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不可要求过急。”
打击银元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的斗争，是接管工作在经济领域中首要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西北地区的物价到1950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稳住了。贾拓夫在1950年7月10日西安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是这样回顾的：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的60种商品平均物价比1949年12月底上涨了243%，其中14种商品上涨381%。但到了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上述60种商品平均物价较2月下旬下跌30%，其中14种商品下跌38%，4月又较2月下旬下跌52%，其中14种商品下跌62%。到5月初即转入平稳，制止了连续10余年来物价膨胀局面，解决了国民党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西安市的物价水平始终低于京、津、沪、宁等大城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贾拓夫领导的这些斗争，对于西安以至西北地区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很好的经验。
进城前，贾拓夫曾经说过：接管城市，恢复经济，要有一个正确的工商政策，要从有利于国计民生出发，要有正确对待旧人员的政策……。在进城后，他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加强没收的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鼓励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以照顾，欢迎解放前夕因不明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回厂继续经营。除各地成立工商局外，还专门成立了“私营企业处”，管理私营企业。对于工商业面临的生产萎缩、产品滞销，政府用扩大加工定货、重点支持，减少生产盲目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并对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加强指导等办法，加以支持和协调。他还提出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积极引导和妥善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和工资问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当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使西北工商经济得以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人指责贾拓夫是“右倾”，说什么同资本家根本不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