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席彭德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一起，赴新疆处理和平解放的军政和重要财经问题。
新疆有14个民族，素有“东方民族博览会”之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新疆的大好河山被遭蹋得不成样子，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阶级剥削，使这一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族之间隔阂很深。建立一个各民族团结和睦的统一大家庭，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而尽快稳定经济、稳定生活，医治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的创伤，是解决这一中心任务的紧迫前提。彭总亲赴新疆，反复强调要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大量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同时强调，使用民族干部并不意味着丝毫减轻汉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干部的责任，并且具体地帮助那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贾拓夫作为彭总的主要助手，在新疆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曾代表彭德怀专程飞赴伊宁，协商新疆伊犁、阿尔泰、塔城三区的统一，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老问题。
当时新疆经济困难，十分缺乏电力、交通和石油设备，许多设备、零部件原来是由苏联供给，后因战事等原因而中断。贾拓夫专门会见了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协商解决了这些设备和零部件的供应问题。
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疆生产凋零，币制混乱，物资匮乏，物价暴涨，各族群众深受其苦。贾拓夫着重调查了解了财经状况，得出结论：新疆的财政收入只能满足其五分之一的需要。他建议新疆当局领导不失时机地迅速恢复生产，积极恢复交通，沟通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他还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具体办法，实行统一货币，打击银元非法交易，禁止其他通货流通，稳定金融。并从内地调集大批物资，支持新疆市场，平抑物价，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帮助沟通了向内（地）和向外（以苏联方面为主）的渠道和组织管理。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对把新疆的财经和内地的统一起来，对稳定新疆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新疆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重要社论，阐述新疆的财政金融和经济等问题，就是根据贾拓夫的意见起草并经他修改的。这一段中央对新疆问题工作的指示文件，也是贾拓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的。他协助彭德怀的这段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彭德怀的充分而明确的肯定。
在新疆很短的时间里，贾拓夫还特别注意对新疆总的情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调查了解。他当时已想到：新疆地大物博，终有一天会成为祖国西北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因此，他专门指定随行的郑戈恒代他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许多经济资料；他自己也附带做了不少调查，开了不少座谈会。从新疆回西安后，他组织人整理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涉及到新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工业、畜牧业、农业、手工业、水利、矿藏、财经、交通等等，以备他日之用。虽然当时时间很短，国民党又没有做过和留下多少调查统计资料，那份小册子也许是很粗浅的，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还是能够看出贾拓夫的一个特点，或曰优点、风格，就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以党的工作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脚踏实地地干着今天的事情，同时想到明天的任务。这不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的生动体现吗？
正是因为他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也常常为人民事业的成就而鼓舞，情不自禁地要赞颂。他在此次新疆之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来赞誉新疆的和平解放：
1952年，全国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行贿受贿、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财经战线当然是重点。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贾拓夫具体指挥了西北地区，特别是财经战线的这场运动。他率领西北财经各部门，针对各种贪污浪费问题，以及这些严重犯罪行为的“防空洞”———官僚主义，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斗争。当时的人们还记得，大的贪污浪费分子被称作“老虎”，贾拓夫办公的西北财委会议室墙上有一张“打虎图”，就像指挥作战的军事地图一样，而他们就像指挥作战那样，随时掌握进展情况，指挥着这场斗争。在斗争中，他一方面强调要无情地揭露和清除一切贪污现象，另一方面，强调在组织处理时，要严格划清贪污与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对小的贪污者和占公家小便宜而损公的人员，主要采取教育和改造以不使其重犯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分子。这一方针的实施，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对干部队伍的肌体来了一次大洗涤，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素质，纯洁了组织。与此同时，贾拓夫领导财经各部门，动员各界，采取有效措施，为给国家节约150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1.5亿元人民币）财富而奋斗，并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指标。
1952年3月，上海首先展开了针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反”运动，为取得领导这一斗争的经验和掌握有关西北的更多材料，贾拓夫即行决定派遣一个工作队前往上海蹲点。一方面调查上海的斗争情况，汲取经验，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