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里，就5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情、社情等等方面，综合编写了5本资料书：《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这5本书都由解放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对党中央和各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贾拓夫还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写了《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一文，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表扬。
贾拓夫作为牵头者，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和编辑工作。由于他负责的事情很多，白天通常没有时间坐下来搞这些工作，只能深夜秉烛，通宵达旦。长此以往，养成了他夜间写作，很少睡觉的习惯，直到他54岁离世，一直是这样的。同时，也因此累坏了他的身体，虽然他当时仅有30来岁，但已看不出一点青年人的影子。战友们心疼他，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大家都忘我地工作，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西工委的同志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他们朝气蓬勃，兢兢业业，虽不在战场拼搏，却都像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那些不平凡的年月，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得到了不平凡的锻炼，成长为不平凡的战士。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工作的骨干分子和领导者，其中许多人成为民族工作的领导人。象孔飞、王铎、朱侠夫、沈遐熙、周仁山、天宝、扎喜等都成为内蒙、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刘春、何长庆等担任国家民委的领导工作；何承华担任副省长；牙含章成为民族宗教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如果没有实际工作的锻炼，没有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工委一段工作的成绩和这些同志的精神风貌。
曾在西工委工作过的同志，各人都有许许多多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波澜跌宕的经历。但是，笔者和贾拓夫的亲属在采访他们时，都有一个共同强烈感受，那就是：西工委的时间虽不长，但给他们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东西，回忆起来，是那么真切，那么动情，像是回忆自己的童贞年代。他们都认为，那是自己一段美好的时期，回想起来的不只是艰苦、紧张，更多的是充实、自豪，不是严酷、生涩，而是温暖、舒畅。他们说：那时候大家真像是兄弟姐妹一样，相互之间充满了真正同志般的情谊，以至后来久别重逢时，还能畅述胸怀，似乎经过了更多的艰险，做过了更多的工作和贡献，过上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后，反倒是更加怀念和留恋西工委那段时光，以及在延安清凉山上那几孔窑洞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有的老人凝目感叹说：“从那以后，再就很少有那时的和谐舒畅喽！那时，我们都年轻，也单纯，环境和空气也是清新和单纯的，我们就知道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就知道大家都是同志、战友，可以互相信赖、依靠。那时候苦是苦点，忙是忙点，可是其他负担少，并不觉得累，真是一段好时光啊！”
当谈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时，他们往往异口同声：“这和拓夫同志的领导和作风分不开！”于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有些老人还抑制不住冲动的感情，眼含热泪地说道：“拓夫是个好同志，是个好领导，说来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显得沉稳、老练、坦诚、平和，十分亲近，跟他相处没有顾虑。”“跟他一起工作，你不能不努力，倒不是他厉害，怕他，他从不训人，从没有官架子，而是他太耐心，太刻苦，克己。你搞得不好，他不是反复交待，就是亲自做给你看，或者干脆他自己去加夜班，替你干一段。他本来就有病，事情又多，谁好意思再给他加负担？”“他不像个领导，更像和善的兄长，对我像弟兄一样。自己顾不上家，还总体贴关心别人，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工作。”“拓夫是个才子，头脑清楚，有理论，有思想，又能说会写。西工委的报告、材料、文件，大都是他亲自起草。由于工作性质，许多涉及白区的工作都由他亲自处理，直接与中央联系。我们都感觉得到，他是很受中央领导同志器重的。而他从不盛气凌人，保持谦虚朴素，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干部。”“我们说这些话，当然不无有感而发的成分，不过，拓夫同志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不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以后的接触又不算多，怎么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李维汉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拓夫同志对待下级的平等精神和民主作风是更令人钦敬的。拓夫同志作风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他对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气。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拓夫同志对干部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听到拓夫同志说出训人的话。遇到干部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见，让对方考虑，从不强加于人。所以，当一九六七年听到拓夫同志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不幸消息时，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使我们怀念不止。”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个生动的例子。当时，延安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二块半边币的津贴。西工委出版5本书，曾经得到过一笔稿费。拓夫根据各人工作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