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把全部稿费分给大家，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想到因有病未参加编写的朱侠夫不能分到一份，他就把自己应得的稿费留出，全部给了朱侠夫。虽然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却反映出当时同志间的关系和气氛。就是这类的小事，推动了那个良好环境的生成。
那时，西工委和调查研究局里知识分子干部较多，他们不光有严肃紧张的工作，也有活泼愉快的业余生活。他们的窑洞上空不时回旋着陕北民歌和苏联民歌的旋律，还有柴树藩的京剧须生、李涉的胡琴……，他们把自种自收的西红柿当水果，用甜菜熬糖，拌着炒黑豆煮在一起当咖啡，晚上照样举办个Party自娱自乐。贾拓夫也曾有过“吃小米会餐，穿草鞋跳舞”的诗句。1942年，陈煦和李屺阳结婚，研究局专门举行了联欢，贾拓夫作证婚人，他说：“你俩的名字是阳光和煦，婚姻美满，并肩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
贾拓夫对同志友善真诚，对母亲和弟妹也充满亲情。他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延安，让弟妹在延安中学学习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勤劳的母亲能与爱子一家一起生活，看着他们为劳苦大众工作，自是心满意足，但她还是过不惯没有劳作的生活，又不愿拖累儿子，不久又回到了神木。1941年冬，因患不治之症被接回延安治疗。西工委的同志们都去看望这位善良的老妈妈，他们亲眼目睹贾拓夫抽暇卧在母亲身边，心痛地对母亲说：“妈，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顾不上照顾您，不能尽孝，我心里过不去呀……”，也亲耳听到老妈妈说：“儿呀！你事多，公事忙，多为受苦人办事，妈就满心欢喜啦，你放心……”。不久，这位慈祥的革命母亲就去世了，组织上还专门为她召开了公祭大会。
是的，一个领导者，能带领自己的下属，创造出一个积极向上、健康和谐、团结奋斗的工作环境，使得其中的人都能心情舒畅，自觉地克己奉公，的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的份量应不亚于工作任务本身。我们无权评价说，贾拓夫实际领导的西工委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但西工委的工作，例如少数民族的工作，的确在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为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的正确基础，获得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党对西工委工作的肯定，也包含了对贾拓夫这一段工作的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与西工委工作集体的整体能力，与他们团结和谐、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作为实际领导者的贾拓夫，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对今天来说，贾拓夫和他的同志们，在西工委创造出的内部工作环境，该是多么值得追忆，多么值得继承啊！
写到这里，作为贾拓夫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时期的工作，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是在写事，主要是在写人。所以，我们还要说起一件曾经使我们不解的事情。贾拓夫曾在陕西党的地下斗争中做过多年工作。“西安事变”后，担任陕西省委书记两年多，工作也是胜任的。为什么忽然又被调回延安，分配到西工委工作呢？如果说后者的工作更需要、更重要，怎么只是作委员兼秘书？当然，革命战争年代，工作瞬息万变，干部频繁调动是常有的事。革命工作需要，没有高低之分，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只要组织一声令下，个人莫不愉快服从，这也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惯例。共产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这样一种组织纪律，才无往而不胜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人，一件事，总还有些具体的原因。
据后来了解，贾拓夫这次的调动，的确是事出有因的。原来，1939年有人向中央反映：贾拓夫于1930年在西安被捕入狱，使得有人对他产生了怀疑。组织上调他回延安，是有边工作边审查的意图。其实，贾拓夫在党内多年，自己也从事过这一类工作，他本人和他的爱人白茜心里也清楚，这种安排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贾拓夫并没有抱怨别人，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没有闹什么个人情绪。说没有压力是不客观的，但由此而影响自己为党继续工作，他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时起，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他越来越自觉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如果他单想自己，那么他早就可以去“混别的饭”吃了。不是有许多人在死亡面前，在危难面前打了退堂鼓吗？他自己也亲眼看见过，亲身接触过不少这样的人。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不愿或不敢再干下去，并没有去做敌人的附庸，也没有去出卖同志，以讨得个人的安逸和升迁。而对贾拓夫来说，他从未想到过要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为个人捞点什么。组织上要审查，也可以说是情理中的事情，那就审查好了，横竖从个人十多年的表现，他自认无愧。
但是，不临其境，不知其味。这种审查毕竟是自己的组织在搞，毕竟是在他正在为党忠心耿耿地奋斗时，由于受到自己的上级、自己的同志的怀疑而进行的，个中的酸涩苦辣，别人自然难以体味，就是他自己，在十多年来南北奔波，雪山草地，白色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