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重要者是他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回回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的彻底解放。”“陕甘宁边区历来是回汉斗争剧烈的地方，回回民族很少，且受尽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甚至连建立清真寺和埋葬父母的地方都得不到。但革命后，由于我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回回民族大大增加了，且在边区党政的帮助下，发展了家务，建立了自治区，盖寺、兴学，获得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是过去回汉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对内对外两个定义，从马本斋同志及边区回民的事实看来，我们已经全部做到了。”最后，贾拓夫向大会建议，将马本斋同志的斗争史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全边区的伊斯兰小学学生及广大回胞。
此外，西工委还把内线和外线结合起来，为开辟和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选派了许多干部，深入各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乌兰夫曾被派往伊克昭盟，沈遐熙曾被派往甘肃回族地区。这类工作也都是贾拓夫经手办理的。许多外线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到延安汇报联系工作，也由贾拓夫接待。由于这类工作绝对保密，贾拓夫与他们常是通过专门渠道单线联系，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汇报也是贾拓夫直接前往，其他人很少知道。解放后，贾拓夫自己从不谈起以往的工作，所以，这些情况就很难收集了。但李维汉后来回忆时曾提到：“从解放后得悉的情况来看，也是有一定成绩的。”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为了团结东方各民族，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帮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意、日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941年9月，由朱德总司令召集了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组“大同盟”问题，有国内国际20个团体代表参加。各民族代表一致同意成为“大同盟”发起人，朱德、吴玉章、林伯渠、李维汉、高岗和贾拓夫都是发起人。在10月召开了大会，东方各国和国内18个民族代表与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大会宣告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出“大同盟”执行委员，朱德总司令为主席。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并说：“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举行反法西斯民族大会。”贾拓夫参与组织了所有的具体准备工作，是有直接积极贡献的。
1941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工委的工作并入西北局，贾拓夫到西北局任统战部长、秘书长，仍然领导少数民族工作。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担任主任。有一段时期，贾拓夫还兼任设有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第四分局局长。可以说，贾拓夫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贾拓夫被当作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理论家而载入书中，在专门介绍贾拓夫的一段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和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工作，作出很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西工委的工作也体现了这一条。党系统地开展民族工作，绝不仅仅是当时斗争任务的需要，而且是一项长远的建国富国的战略任务。因此，不仅仅需要一批忠诚党的事业、热爱民族工作、有开拓精神的骨干，更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宏大干部队伍。
西工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担负着西北5省白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繁重任务，从成立到其工作合并到后组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总共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其间做了许多有意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工作。但在其中做工作的人数却并不多，可以说是相当精干。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张闻天为首的一批领导人担任兼职委员外，做专职工作的人连贾拓夫在内，一共不过十五六个，包括孔飞（蒙）、王铎、牙含章、刘庚、刘春、朱侠夫、阮元方、何承华、何长庆、沈遐熙（回）、周仁山、张光天、郑义（回）、郭敬等。附属还有一个藏民小组，成员有天宝、扎西旺徐等5位藏族同志。民族工作只是西工委担负的一部分工作，而西北5省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和情报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性质之复杂，任务之繁重，不亚于民族工作。而且又不像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按部就班，平稳从事。可以想象，这班干部当时是怎样紧张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又是怎样的。
在这里要提到一件事情。为了更全面地向党中央提供西北5省的各种情况，在贾拓夫主持下，西工委的同志在资料来源方面极为困难，与外界交通和信息传递十分不便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资料，发动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地展开调查研究。在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