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延安——抗日军民的首都，革命人民的圣地。

    1940年，延安北门外风景秀丽的桃花山上，出现了一座清真寺。领袖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镌刻在寺前的石牌坊上。一位年长的阿訇，正在主持回族群众的宗教仪式。

    蓝家坪对岸，新修起一座别致的建筑，竖立在延水旁，显得格外醒目。人们非常熟悉这座建筑物门额上“成吉思汗纪念堂”这七个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笔。纪念堂里面的“世界巨人”横幅、蒙古族人民英雄的半身雕像，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专门塑造的。

    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延安呈现出大家庭式的民族团结的祥和景象。

    这些新气象，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领导下出现的。

    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方针，过去促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现在仍然保障着我们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团结和兴旺。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少数民族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李维汉曾谈到：“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从组建西北工作委员会时期开始的。西工委的工作，在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贾拓夫又曾在西工委起过重要作用。”这一段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却是贾拓夫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1938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这是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为了加强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1939年，党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任命他为刚成立的西工委委员兼秘书。西工委书记由张闻天兼任，委员有王若飞、邓发、萧劲光、高岗、李富春、李维汉、高自立、谢觉哉、贾拓夫、陈铁铮（孔原），李维汉兼任秘书长。由于各委员都有其他的重要工作，均为兼职，所以其日常工作实际上是贾拓夫协助张闻天、李维汉主持。

    西工委除受党中央委托，主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今内蒙古西部）5省的白区工作，联系指导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外，还主管5省少数民族工作。对于贾拓夫来说，前一部分虽不能说驾轻就熟，但毕竟是他多年来从事过的工作，一些地区的情况和人事他也了解，而对于少数民族工作，应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他只是在长征途中，在藏民区搞过征粮，在三边做特委书记时，负责过对内蒙伊克昭盟和宁夏地区的工作，特委曾下设蒙古工作委员会，由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等人做具体的民族工作。

    贾拓夫从来是不讲条件、不怕困难和服从组织的。凭着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凭着他高昂的工作热情，也凭着他善于学习和思考、勇于开拓的精神，他很快便熟悉了情况，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抗战初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不仅是实现党的长远目标所必须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当时形势所要求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位于西北的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侵占了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在被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叫作“蒙疆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还在实施一项更加阴险毒辣的计划，即派遣特务潜入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层，策动他们在甘、宁、青三省成立另一个傀儡政权——“回回国”，与伪“满洲国”遥相呼应，并与“蒙疆自治政府”、殷汝耕的“华北自治政府”等汉奸政权联成一气，形成对中国北部的殖民统治，进而包围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这一阴谋正严重地威胁着整个西北地区和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而且长期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使得少数民族群众极为不满。这些倒行逆施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推行民族分化、分而治之、合围灭共的阴谋有利。

    因此，积极正确地开展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争取回族和蒙古族广大人民，包括上层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卫和扩大抗日斗争成果的一项紧迫的战略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要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向党中央提供全面的情况和政策建议，西工委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并参加研究，刘春负责，分为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两个组。他们想办法从西安等地买来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书刊，到延安所有有藏书的机关学校查阅。经李维汉征得毛主席同意，毛主席本人的藏书室中凡用得着的书刊资料也都借过来用。还从国统区和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手中发现一些材料或专门了解蒙、回民族的情况。组织人手向甘肃、宁夏、大青山、伊克昭盟等地的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