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1936年的中华大地，呈现出愈益复杂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已经踏进我华北河山，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且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新的政策、策略；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带动了全国，神州上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空前高涨；而国民党、蒋介石却继续与人民为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围剿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被迫承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条件后，促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这一事变发生在西安也决非偶然。除了各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以外，党在陕西有长期斗争的基础，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陕西省委虽然在1933年和1935年遭到过两次大的破坏，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党的组织和党员依然存在。在杨虎城、张学良的部队中，有党的组织和许多党员在坚持不懈地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就分别与西北军、东北军达成了停战协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为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决定重建陕西省委，急电在三边任特委书记的贾拓夫即返回延安，随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罗瑞卿、李克农等人一起，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直飞西安。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当天，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成立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李一氓、张德生分别为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西安市委书记；以后，汪锋、赵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彭加伦、崔廷儒、危拱之等人先后参加了陕西省委的领导工作。

    陕西省委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的，处于地下状态。它成立后，立即展开了全面的活动。首先恢复了地下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队伍。省委成立以前，特别是经过1935年的大破坏，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剩下不过三四百人。1937年到1938年间，在抗日形势的推动下，省委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做了准备的基础上，通过由西安、三原等中心区向各界发展；利用下乡的工作团、宣传队发现、培养和吸收党员；由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到农村办夜校、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通过这些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西北军、东北军的党组织，在驻地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派遣骨干到空白区去开辟工作等。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汉中、关中、陕南地区普遍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成立县委和工委的有30多个县，成立特别支部或支部的有十几个县，还成立了西府、西路（西兰公路）、沿河（黄河）、汉中、安康、商洛地委（工委），在西安成立了市委及学委、工委、妇委。西安和各县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师范等都有了党支部或有联系的党员。东北大学、西北联大都有几十名党员组成的支部，纺织、邮电、铁路等部门的工人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1938年底，党员已达8000多人，加上敌友军队中的党员，总数将近万人，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较大的几个省份之一。

    当时，国家危亡形势日紧，而党内一些干部和革命群众对释放蒋介石，与屠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合作，极难接受，转这个思想弯子是不容易的。贾拓夫从接触社会，投身革命时起，就直接参加与国民党的斗争。十多年来，他深深体会到国民党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他自己不仅饱尝艰辛，而且几次死里逃生。现在要转而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感情上自然难得通过。但是，通过自身革命实践，他已经懂得，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应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懂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没有民族的利益，也就没有了党的利益，懂得感情必须服从理智的道理。他认为阶级感情固然是珍贵的，但若感情落入狭隘的山谷，就很难看清广阔的天地，是会坏了大局的，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他以冷静、清醒的头脑去看待时局，深刻地理解中央的决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苏区党代表大会），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刘长胜等一起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使他对时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党中央提出的“动员、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路线、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精神，就是陕西省委工作的中心指导思想，贯彻这一精神，就是陕西党组织工作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