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汤已端在案头。孙中山推匙不饮，对宋庆龄说：“达令，这些年，我太喜欢点拨枪弹，是不是？”
宋庆龄望着孙中山，一时没听懂。
“而我看陈独秀这个人，”孙中山说，“却独喜欢点拨脑袋。这个安徽人我没见过，却像早就认识他。你想，开枪，是须眼睛瞄准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就是脑袋的枪口。眼睛和手指，皆听脑袋驱使。脑袋于人，最为重要。陈独秀这个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专门点拨国人脑袋的。真的，达令，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二刊物，能使社会感受极大之影响。”
“达令，”妻子说，“枪也很重要。”
“当然，当然，联络滇军，说服桂军，抓这一批枪打那一批枪，也是费尽心思的。”
“不过，你说得对，”宋庆龄舀起一匙红枣，递到丈夫嘴边。“陈独秀先生编的《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我也是喜欢看的。戴传贤那儿有，我看过好几期。那些文章真也像枪呢，字儿都如子弹呢，满纸的响声。”
“你马上叫戴季陶来，”孙中山把红枣嚼得咂咂响，“我要他也办一家刊物，最好也是每礼拜一期，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我们可以办《星期评论》，也要办得满纸都是响声。”
“我这就打电话。”
“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救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
“你是又要抓枪弹，又要抓脑袋。”
“全国民众的最后希望都在国民党身上，我孙文不能辜负了这种希望。”
“达令，先不要辜负了这盅莲子汤，都凉了。”宋庆龄说话总是这般沁人心肺。
赵纫兰三天里已经是两次到箭杆胡同了。
“你看，”赵纫兰对高君曼说，“都是头版新闻呢，全国都在呼吁释放陈先生，所以你千万要宽心。来，起来，饭总是要吃的。”
喜子从门外探进头，说：“妈，阿姨把饭都做好了。今天有鱼呢！”
高君曼从床上支起身子，说：“难为你了，纫兰。我早说要闯祸的，要闯祸的，就没想到这么快。德先生也好，赛先生也好，陈独秀也好，早晚都是要捉到政府的牢里去的！”
“守常说了，政府的牢，纸糊的。只要全国老百姓一齐喊一声，那牢就得散架。”
“一家有一家事，你也有你的先生，你老来，我心里能安么？独秀早点回家才是道理，孩子也需要爹。你说那牢房，什么时候能散架？”
什么时候？这还真不好回答。
“他不能不回来呀，”高君曼又呜呜抽泣，“他不能扔了这个家不管呀！”
“妈！”黑子蹦进屋，“有一篮鸡蛋，在门口，有人送的，我追出去看，那人就跑了。”
赵纫兰扶高君曼起床，走出院子去看。门口堆着的，哪里只是鸡蛋，还有果子、腊肉、酒坛子，甚至还有一只咸猪头。
四下探望，就是不见一个人影，高君曼觉着奇怪：“独秀怎么成庙里菩萨了？”
湖南督军张敬尧生得菩萨模样，心里却阴鸷得很。他去天津向段祺瑞表了一趟忠心，急匆匆返回长沙，便注意到了《湘江评论》。
他注意到这本刊物的时候，已是七月下旬。七月下旬的长沙街头，太阳很辣。他的手下在很辣的太阳底下停了车，抬枪就杀了一个摆水果摊的老头。张敬尧见车不动了，问是什么事，卫队长从前头嗵嗵嗵跑来，报告说一个老头的箩筐挡住了车道，或许是图谋不轨。
张敬尧下了车，慢吞吞往车队的前头走。
他一边走一边对同时下车的副官说：“啊，你继续念。”
“大帅，”个头矮矮的徐副官说，“刚才念的是《创刊宣言》。”
“再念。”张敬尧在太阳底下说。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张敬尧眉间一紧，说：“他要开闸放水？”
徐副官念：“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 由强权得自由 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什么意思？”
“禀大帅，就是说，用平民主义，也就是用老百姓，来对抗强权，也就是对抗我们。”
“妈的，这个臭秀才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
“毛泽东？”
徐副官说是，然后继续念：“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闻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妈的，吹俄国的大牛了，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
“还是这个毛泽东？”
“禀大帅，还是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民众的大联合》。这里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
“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