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剃刀门楣被取缔后，广州的币值渐趋于稳定。到1952年，拿一万块去公家的银行可以换成一块人民币。”
复苏的新娱乐
广州解放后的第四天，广州人发现以前收听的广州广播电台的频段已经被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代替，三个私营电台的频段也已取消。收音机里第一次传出一个清脆婉转的普通话女声，在长达13个小时的播音时间里，反复宣读《告广东人民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军管会各项法令政策。
这个广州人还很陌生的声音来自田玉珠。她是广州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播音员，女儿开玩笑时会把她比作“广州的邢质彬”。从1949年10月18日起近两年的时间，她的声音几乎每天陪伴着广州人。在这段时间里，田玉珠和同事不仅要安定这个正处于新旧交接混乱期的城市，还要为市民提供一套全新的、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娱乐节目。
田玉珠是10月17日晚上进入广州城的，第二天就被派到沙面接管电台，她如今还清楚地记得电台的位置：沙面小岛上，肇和路67号。“沙面岛解放前是外国使馆区，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在。电台在广州沦陷时日本人建的一栋小楼内，最初是日本人的电台，后来国民党接收后，成为广州市唯一的公营电台。小楼邻近江边，江水很清，晚上还有人去江里游泳。”田玉珠回忆说。
接管电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台号。“原来电台叫‘广州广播电台’。领导提醒我，一定要加上‘人民’两个字，显示和旧社会不同。因为人手不够，台里当时还留用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电台播音员，她们不能播重要新闻，只能播娱乐节目。比如新闻和政令中间，会插播一小段西洋音乐，她们负责每首乐曲的解说。”田玉珠说。
政治上的严格把关在当时来看很有必要。“有一个留用的播音员，她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她报台号时就总不加‘人民’两个字，还是坚持说‘广东广播电台’。提醒她很多次，她都说忘了。后来原本要逮捕她，她事先知道风声，让留用的私营电台的技术工人帮她把要播的节目事先录下来，趁录音播放的时候，她逃走了，后来去了香港。”
除了每天滚动播出重要政令新闻，田玉珠和同事还要想办法发明一些新节目，以取代旧电台的广式传统娱乐。“原来国民党时期的电台节目不能用，我们都要用新的。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一些学生来电台教唱《东方红》《国歌》等革命歌曲，出了什么新歌就教什么。每次教歌节目的最后都会预告下一次教的歌曲名称，方便听众找到歌谱。因为很多广东人只讲粤语，这个节目也趁机推广普通话。在教歌之前，我要把歌词整个用普通话朗读一遍，称为正音。”广东人听粤剧，但刚运行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放粤剧比较少，仅仅转播红线女等有名的粤剧艺术家的演唱会。“因为一切都要是新的，要显出跟旧社会的不同。”田玉珠说。
到1950年初，田玉珠和同事们已经为电台运行起了一套完全属于新政权的节目：早上6点开台，开台音乐是《东方红》。早晚六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十点是整点新闻。其他时间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他们为广州带来了很多非本地特色的节目，比如侯宝林的相声、话剧、苏联的诗歌。中间会随时插播发现特务的紧急消息。晚上十点还会有整点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是晚上十点，时间太晚了，请把收音机的声音转小一点。“这是我们发明的。”田玉珠自豪地说。
关国华则在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建新娱乐的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在新政权下的出路。他参加了“送戏下乡”粤剧团队的招考。“考试分为两部分。首先考政治。比如国旗上的五颗星各自代表什么？通过政治考试之后，才考艺术。一个团有5个小队，每个队最多21个人。”关国华回忆说。
“下乡的演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1950年广州开始土改，我们都演现代戏，配合斗争地主嘛。”关国华回忆说。《白毛女》的演出场次最多，“演完之后马上拉地主上台批斗。当时还有个法庭的庭长跟我们一起，民愤比较大的地主，批斗完就拉到离舞台几米远的地方枪毙”。关国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曲艺道路是从配合运动起步的，此后，“四清，集中干校，大炼钢铁，我都参加演出。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运动员，不是个演员。”
刚解放的几年，广州的戏剧表演被现代戏一统天下了。为了应对时局宣传需要，在短时间内，有大批的剧作家参加到“现代戏”的创作里来，王建勋也是其中之一。他说，为了编剧，他在那时候接触了不下一万个新老剧目。土改运动，集中起来的年轻演员加上新编剧，给这场戏曲空前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被我们称为‘广州粤曲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气氛和热情下，以红线女和马师曾为代表的这批在香港的名伶回来，更让广州戏曲市场有了灵魂。我记得到1954年为止，广州一共有五个最有名的民营剧团（‘珠江剧团’、‘新世界剧团’、‘南方剧团’、‘东方红剧团’和‘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