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马连良平时深居简出，偶尔会会朋友，“也为方便以后借钱”。
“我记得父亲相熟的一个朋友叫沈魏昌。本身是中医，到香港之后，他不干老本行，办了一个电台叫丽地呼声，主要播放曲艺、京剧、地方戏。他在上海的时候就玩京剧，是个票友。经常给一家小报《罗宾汉》写稿。这家报纸被称为‘戏报鼻祖’，专门写京剧界的花边新闻。沈魏昌到香港后，干脆自己办了一本《大成杂志》，也全都是刊登文艺消息。当时香港这类消息的读者比较多。《大成杂志》的员工就沈先生一个人，但他经常出入戏院和片厂，认识很多圈内人给他供稿。”马崇仁说。
1949年5月，因为收到一个唱堂会的邀请，马连良又拍电报让人把他的戏装运回香港。“堂会唱一次能有几千块钱，但这种演出机会毕竟少，三两个月才有一次。”到1951年离开香港前，马连良已经欠下了近四万港币的债务。
“到1951年，只觉得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我认识的一些上海朋友都说想找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倒没想过这些，除了唱戏我们什么都不会，只能尽力省钱，什么也不买。有时候天太热，顶多找个大酒店，来杯咖啡或者冰淇淋，一坐就是一天，就这样消磨时间。晚上则基本不出门。”马连良则越来越沉默，每次唱戏的收入是多少，家里开销多少，他都不和家里人讲。马崇仁说：“我父亲在香港住的时候，得了忧郁症。”
实际上，1951年之后国内的市场已经有所复苏，1950年前后到香港的艺人开始大幅回流。当然，也有来自政府的鼓励和动员。“1955底，粤剧名人红线女和马师曾从香港返回北京，是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广东省委专门在广东迎宾馆为他们安排专场演出，很多国家领导和将军都观看了。”
民生和投机
对战争的恐慌和个人商业的瓦解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四年间一直伴随着这个城市。当正常的商业遭到破坏时，投机行为开始弥漫这个城市。最混乱的货币领域成为投机商最青睐的行业。广州文史专家叶曙明回忆：“1948年以后，买卖申电可获暴利。所谓申电是上海与广州之间的汇兑，由于华中地区游资大量南逃，都是通过申电把大量现钞汇来广州，现钞在两地之间的供求关系一边倒，申电出现了很大的汇率差，差价在20%到30%。例如在上海交汇1000万元，在广州只收得800万以至700万元。因此，不少广州的银行经营者从上海、武汉等地乘飞机带现钞来广州。夹带私钞的方法千奇百怪，最富戏剧性的手法，是用鸡蛋、菊花掩蔽现金，一篓鸡蛋可以收藏现钞5亿元以上。”
与此相联系的，上海现钞汇不出，纷纷购入黄金，上海金价曾因而飞涨，与广州金价相差较大。广州黄金北运便有利可图，因而又出现金融投机人士纷纷乘飞机带黄金，解放前在广州民信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陈邦也亲身参与了这场蔚为壮观的金融投机战。“由公司的副经理和我，身穿特制银衣。这种银衣用帆布制成，衣身分格，每格藏黄金一条，外面再披上西服，一次可携带黄金数百两，乘飞机到上海。”
民间也发明了一些应对币值混乱的方法。前广州农工党秘书长陈本能解放前是广州市消防大队的地下党。他回忆说。“那时候一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街边的找换店，把国民党发的纸币换成港币。金圆券已经成了废纸，逃来广州的流亡政府又推出了所谓‘银元券’。两者的区别就是金圆券是红色，银元券是蓝色，但市面的物价一样飞涨”。
这些找换店多开在路边的骑楼下，“私人摆设的一个小柜，像内地修手表的那种玻璃柜子，一边做些糖果等小买卖，一边倒换各种货币。因为找换店的另一个名字叫‘剃刀门楣’，是指它一买一卖都要刮削，就好像门楣上装一把剃刀，一进一出都要被它刮一刀。当时这些钱档除了遍布各条主要马路外，在十三行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边，就集中了几十档”。
为了躲开剃刀门楣的盘剥，梁俨然有另外两种货币保值的办法。一是买金戒指。“我一发薪水就立刻去金饰店，把所有的钱都买金戒指。需要用钱时就拿金戒指去当铺换港币。那时候买一个戒指就送一个小的首饰盒子。到快解放前，我家里累积了好多首饰盒，别人看见以为我很有钱，其实所有盒子都是空的，都换了港币。”因为港币是市面上最稳定的实际货币，市面上所有物物交换都是以港币为终极目标，所以“我们把港币称为基数。一个金戒指可以换300个基数”。
茶楼是另一个保值的场所。梁俨然回忆：“在老西关的茶楼，喝早茶时，每个品种的茶食，都以铁牌标价，比如一个蛋挞三个铁牌。一个基数可以换十个铁牌。我领薪水以后，会去茶楼换一大把铁牌，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还能凭铁牌吃到茶食。所以喝早茶的时候，我们聊天说，现在一间茶楼比一个国家的银行、政府更有用啊。”
到1950年，通货膨胀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薪水是一个月60万块，新政府发行的货币也是一万块一张。”梁俨然说，“直